中国作家浩然——意外戒烟

烟草在线据网络报道1968年冬，我在北大荒插队不久，赶上全营挖河搞“会战”。累，营养差，突患急性肝炎。连队还重视，马上把我送到团部医院住院治疗。病房里四个人，我的临床是团部的一个会计，大约30岁，枕边放着一本厚厚的长篇小说《艳阳天》，令我很意外惊喜。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都被抄的抄烧的烧，开始了一个漫长的“没有书读的时代”。《艳阳天》和浩然，也就在这个极其特殊的时空里，走进了我本已干枯的读书生活。

我对这部长篇印象很深，觉得作品很朴实，凝练和生动。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这在那个时期，也是巅峰之作了。我对文学的喜爱，可以说与这部书是有一定关系的。

兵团有重视文学创作的传统。好像是1972年夏天，团部突然召集了全团的几个搞业余创作的知青，来听“写作动态”。我也被叫去。原来是《人民日报》的一位文艺编辑从北京来采访，向我们传达了浩然关于文学创作的一次讲话。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提到“对于现实生活中反面的东西，写作的时候可以‘反其意来写’”。这是一个作家的写作经验了，如今想来，尽管含着苦涩和无奈，但也是“一条他摸索出的路，诚心托出，告诉其他的写作者”。

没有想到，20年之后，我和浩然有了一次“难忘接触”。

1988年春，我在人民体育出版社任文艺编辑。带我的一位老编辑，叫殷之慧，恰逢她辛勤为人作嫁的编辑生涯50周年。《中国妇女》杂志社的总编郭楠宁约我为殷大姐写一篇文章，她提到“50年代，殷大姐在《中国青年》杂志任编辑的时候，最早发现的一个写小说的作者，就是浩然。浩然早期的一些小说，就是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由殷大姐组稿编发的”。于是，我给浩然打了电话，约好采访时间。他在电话中热情地说：“太好啦！是该好好写写这位老大姐。”

按约定，我在一个上午敲开了浩然在月坛的家门。他正和作家陈昌本聊天，开门后紧紧握着我的手说：“快进来，我在等你。”他的质朴和热情，让人一下子就觉得和他没有任何距离。他的家非常简朴，他像一个憨厚干练的村支书，微笑着给我倒茶。那时我不认识昌本，昌本笑着起身告辞后，我们便聊起了殷大姐。那好像是1956年，中国青年杂志想发一点反映农村生活的文艺作品，殷大姐就找到了浩然。浩然也在一家报社当编辑，正对小说创作兴趣浓厚，想尝试着写写，也算一拍即合。小说《接媳妇》（凭记忆，可能不准确）写好后，殷大姐编完送审，上面没有通过，要求贴近当时的农村形势再修改。殷大姐三次登门，一次次和浩然商量修改方案，改了3稿，还是不行，越改越差了。最后，浩然被磨得想放弃了。殷大姐灵机一动：“浩然，你的第一稿还在吗？”“扔啦。”“扔哪儿啦？”“可能在外面的垃圾箱里吧……”两人快快又下楼打着手电筒去翻垃圾箱，真的找了回来。原稿誊出，再次送审，通过啦！这期刊物的这篇小说反响很大，仅浩然就收到了几十封读者来信，要求多发这样生动传神的小说。于是，浩然写小说的兴趣，开始一发而不可收啦。

浩然说：“最让我感动的是，近20多年后，殷大姐在一次让我‘说清楚’的会议后出现在我的面前。原来，她是专门来看我的。她拉着我的手说‘浩然，你给我站起来！’我明白她的话，我永远感谢她……”

采访结束，非常顺利。我们的谈话却并没有结束。

他突然想起了什么，从茶几下找出了一盒烟来，打开，抽出一支递给我：“看看，我忘了！你一定吸烟吧，我不吸了，也就想不起来了……”

“您原来吸？”

“吸。吸得狠。搞写作的人不抽烟的少。”

“那说戒就戒啦？”

“……出现个‘意外’。我被批判的时候，一位领导对一个日本记者说：‘浩然的小说并不是他写的，他会写什么小说？是雇人写的，署上他的名就是了。’这位领导也是个文化人啊！我听到这个消息，气坏啦！当时正掏出了烟和火，正想吸呢。气的我一把就把烟和火扔到窗外的楼下去了。从此，我再不吸烟！”

“对文革的这段经历，您有什么打算？” 

“我会一五一十地写出来。真实地写，我要和盘托出。计划有了。”

那天，我向他告辞的时候，他还叫住了我，送给了我一张他的照片。照片上，他随意地披着风衣，站在一片晚秋的田野里。他和脚下的这农村和土地，无法分离。

从此，我再没有见过他。

后来，看到了他有新的作品问世，如《苍生》。我知道，我想读的那本书，会出来的，快了。

但它久久未有问世。

大约10年后，终于看到了一本关于他的自传的书，翻开一读，才发现这一次“真的”不是他写的，顶多是他口述别人代笔。——这时，他因病已经无法将过去的一切“和盘托出”了。听到他辞世的消息，我很难过。他是一个真人，一个想说真话的人。晚境被疾病折磨多年，使他永远无法张开嘴，更无法握起他最熟悉的那支笔了。对于这本书，应该是他最后的封笔之作，但他自己并没有完成。他如清醒，会是很懊悔的。托人代笔，与自己写自己差距很大，是无需说的。或者，他写过，但有无法言说的两难，真写起来难以下笔……

他留给我们的沉浮，和他无语而带走的一切，也像一部无字的悲情小说吗？浩然老师，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