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良街唯一水烟商（饶良街唯一水烟商店）

畸形落后的旧中国，人们为了谋生，出现诸多行业。俗分为上，中，下，九个流派。但下九流名目难定，说法不一。

约几十种从亊服务行业的基层民众称下九流，有言七偷八盗九扒灰（卖烟），又有言偷和盗不入流的。

下九流中的上八流在有些时候，能在社会职业上有些地位，但下九流的九吹灰，九扒灰卖水烟的人毫无地位，成为腐化堕落的人间帮衬，在行业中是最卑微的封建残余。是一种市井文化，当时也不被主流社会所推崇。得不到人们的尊重，甚至连自己都看不起自己。这个行业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和时代的发展已被彻底淘汰。

那时候卖的烟不是纸烟、鸦片烟。是工具简单的三节水烟袋，背着搓就的点火用纸捻，挎着活动椅子，就做起生意。

卖烟的见人称大叔、二叔，他们称不里贤弟叫不得哥，生活无奈地和自甘堕落的人从事这个行业。拿着活动的三节铜水烟袋，是为隔桌子可敬烟。肩挎活动椅子，是能叫露天行业的人，如牛行，木材行讲面子的人座下吸烟。那年月机制洋烟卷不普及，吸个水烟也是社会地位的象征。卖水烟和剃头的一样，没定价目，吸后随意发赏钱。也有落空，在睹博埸有输者吸后，讲输光了没钱尝你，卖烟人会一语双关地讲：该娃子骚气，没得到钱也不敢发脾气。

他们不入官绅富豪之家，不能登大雅之堂。

经常出入在赌场，酒館等地方，春秋物资交流会，集市行場上。

劝说大叔或叔们吸一袋吧？吸烟者座在椅子上，卖烟的用半跪姿势，或点头哈腰的随身姿势为吸者点上水烟。

这个是极卑微的行业，见人叫叔，比见人称呼爷的戏子们高上一辈。

卖烟的在小集市基本没有，饶良古镇百业齐全，所以有此行当。

旧社会有一个叫郭娃的来到饶良街卖烟，他也是饶良古镇最后一个卖烟的。

解放后恢复了他本名，获得了公民身份，分了一间房子，分得有地，以五保户终老在饶良村西街。

讲一些卖烟郭娃郭广生的生平点滴，使人们知道饶良的卖烟行业，知道旧社会把穷人丑化成鬼，新中国把他们变成新公民，可能卖水烟永不会再现，应当记载。

郭高大个子，不像久居人下的人，竟沦落成卖水烟谋生的下九流。

饶良街人把身材高大，懦弱无能的人，或开玩笑贬低大个子，把这样大个比喻为：个子不小卖烟身道。又曰，你个子不小是广生个，总之郭广生被人瞧不起，个大也不受尊重，不是学习的榜样。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亊情不知道真伪，单听郭广生本人曾讲过，他是北山下洼一带人。

据说本族有人想霸占他的微薄财产，正巧他参军因兵败而溃逃返乡，路上见一个卖烟的人，他结伴而行，还殷勤地帮人家拿卖烟家具。村中想谋害广生的同姓，扬言广生已学卖烟，丟家族的人，组织本族人追赶打他，有理说不清，广生个子大，没人真敢进前捉他，广生高喊妈呀，遇见孬孙族家，我不能尽孝了，打出村庄。同宗亲间断了来往，无家可归，随后将错就错学卖水烟。

他卖水烟到饶良街，集市大些，卖烟只他一人，可以谋生，郭娃衣帽干净，冬春季大袍子，夏秋季大布衫，人长得高大齐楚，社会地位虽低，也没人过度歧视他，饶良街从不排斥外来人，他从此住居饶良。

中日战争至国共内战时，外国香烟如哈德门，大中华等传到本地。临近解放，源潭街烟厂的福华牌香烟，三箭牌香烟，饶良街烟厂的白宫牌香烟，流行于世，卖水烟生意冷落，郭娃近乎失业，遂寄生在饶良街，他染上鸦片烟瘾。

他常住五虎庙内，夏季困难时，把他的衣物典当在本街当铺。没有值钱贵重之物，当铺先生为照顾他，把大袍子写为，一铺一盖大棉袄，两布衫一个夹袄，当几个钱。三节烟袋写为铜牛一只白布一卷，再当几文，等有钱了再赎回，暂救广生一时之急。

他从来不偷不抢，一遇困难张嘴向富户，或米或面或油的要，有的人也时常周济他。一遇庄稼季节，他吸个鸦片烟泡，去大种地户的地头，捆一大捆庄稼回去，广生背庄稼是公开的，都能原谅。

1948年共产党来了，解放了，郭娃因住西街，人口划分为西块，在居民登记时，没有名字叫郭娃不合适，一德高望重的韩姓老人问他，郭娃你咋没个名子呢？他答到三叔，我当过兵咋没名字，我叫郭广生。

自此郭广生的名才正式在解放后公开正名，郭广生名字渐渐叫响，郭娃一名没人再喊，人人平等的时代，也不好意思再这样叫了。

虽已成新社会，但他在饶良对人称呼依旧，他的同年龄人他都叫叔，生产队长李德恩比他小十几岁，他也喊叔，他从不抬高自己，人们也习以为常，他也习惯了这样称呼。

郭娃在早年已染上鸦片烟瘾，共产党八路军来，禁止吸大烟哈白面。饶良街市面毒品极少，这天广生听说赊店街一家有大烟。一大早大步量着到店街，到熟悉的烟館问，听说你们这里有烟泡，我步行五十里从饶良来买点，掌柜的忙说，我的个娘啊！八路军来了谁还敢卖呀，那可是没有的！

广生一听，连急带累加上毒瘾发作，身子一软瘫倒地上，烟館人一看不好，赶忙找些烟泡，叫他过了瘾，买些饭吃后他赶回饶良，从此落下大笑话。

他毒瘾常犯难戒，饶良卫生院成立，多次在晚上，他娘哩达哩叫喊肚疼，医院的李蕴经老医生，知道他病因，给他开个吗啡针打上就好。

他没干过活，对农活一概不通，生产队成立叫他在地头看个庄稼照顾他，年纪大了成为西街第十生产队五保户。

1966到70年代那个岁月，市场管理严格，动辄说是资本主义抬头，私人大小生意都不敢做，郭广生不怕，他经常买些生落花生，用大铁锅掺沙炒焦炒熟，掂着口袋拿个小盘秤在大街叫卖花生。

一天市场管理委员会，税务所在街道上清查，把郭广生的花生布袋和秤，一起掂到市管会。也没立即处理，广生每天到市管会，蹲到办公室门前，他有老年痰喘的病，吭吭咳咳，粘痰一口一口吐大门一地，办不成公。一杜姓领导说东西给你吧！赶快走，广生不慌不忙，拿着称一称花生口袋，说花生少了，您所里同志吃了我两斤花生，不给钱我不走的，把市管人员搞得难看，只得给广生的花生钱。从此税务所市管会，再不理会这个难缠的贫人啦。

郭广生晚年，生产队在西寨外场里盖了两间房子，叫他住居捎带看场。

有病了生产队派一张姓老党员伺候他，冬季一天去问，广生啊！吃点啥哩，谁知不会吭声，咽气已久。

生产队买个水泥棺，劳动力们集体给广生送葬，广生个子高而棺材短，硬塞进棺材埋葬，社员们讲愧对广生。他病逝于1976年，约小70岁。

人穷了无族家，郭广生在饶良始终没一个亲族来往，一生未婚，无妻无子，孑然一身，晚年沾了社会主义大集体的光，才能安度晚年。

广生虽穷，地位低贱，但一生不偷东西，得到大众好评。

作者简介

韩芳，社旗县饶良镇西街人，生于一九五〇年，早年曾任镇企业办公会计、竹木交易所长、贸易商行经理、饶良村砖厂厂长、豫南韩愈裔传世系谱副理事长等职，曾参与编撰《泌阳县志》、《饶良镇志》。现居郑州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