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兄国忧 历史

导语

以小能胜大吗？以弱能胜强吗？

这是长期以来萦绕在简照南心中的问题。他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下文简称“南洋”），其发展历程可谓困难重重，因为刚创立时就面对一个庞然大物：英美烟公司。

大名鼎鼎的“双喜”牌香烟，就创自简照南之手。简氏的南洋，是在与英美烟公司的拉锯战中成长起来的民族品牌。

说到英美烟公司，其创始人亦声名远扬，那就是美国的烟草大王詹姆斯·杜克（1865-1925年），美国的杜克大学，就是因为得到了他的巨额捐助而在1924年改为现名的。

简照南（1870-1923年）可说是20世纪初期在中国对抗杜克的第一号烟草人物，他出生于广东佛山的一个贫民家庭，其父是木匠，在他13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在年纪尚幼的时候，简照南就知道了生活的艰辛，于是去店铺里做学徒，做好弟弟妹妹的榜样，十来岁的他就被视为刚强勇敢的家长。

简照南（1870-1923），名耀登，字肇章，号照南。 广东南海人。幼读私塾，17岁随叔父简铭石去香港巨隆瓷器店学生意。事业发达后，又创立顺泰轮船公司。不久放弃航业，与弟弟简玉阶共同创办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成为我国最著名的民族烟草企业。

十六七岁的时候，简照南离开了广东，前往香港谋生。当时风气渐开，一些广东人因为地理位置上的便利，遂出境到香港以及东南亚一带谋生，简照南的叔父简铭石就是其中一员，他在越南等地做陶器、玉器等物品的生意，这是一个对简照南有着重要影响的人。

在叔父和朋友们的帮助下，再加上自身的勤奋以及聪慧，简照南很快能够独当一面。在独立创业之前，他做的是事情是把日本的瓷器、陶器等货物，经香港转销东南亚。后来这宗生意遇到了挫折，他转投到叔父简铭石麾下，在其公司任推销员。这时候，他的弟弟简玉阶（1877-1957年）也离开了广东，兄弟俩一起进入商海中。

简玉阶（1877-1957），18岁随简照南东渡日本从商，简照南逝世后，继任南洋总经理。新中国成立后，被选为全国政协中15名工商代表之一，随后被任命为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广东省政协委员，后又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1902年，32岁的简照南开始自立门户。他到了日本神户，创办了属于自己的航运公司，置有“广东丸”轮船一艘，业务是将日本的纺织品运销香港及东南亚。在日本的经历，令简照南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就是与烟草行业结缘——他参观了神户的川井烟草公司，结识了里面的工人。

20世纪初，美国限制华工入境一事，在中国激起了抵制美货的浪潮，美国香烟成为被抵制的对象之一。在这个背景下，国产香烟应运而生，在当时爱国声浪的助推下，新兴国产香烟的销路都很好。

简照南、简玉阶兄弟把这些看在眼里。恰好在这个时候，他们的轮船遇到了意外而沉没，遂决定转做烟草生意。1905年，简照南在香港成立了“广东南洋烟草公司”，正式走上通往中国烟草大王之路。公司取名“南洋”，不仅是他们身处香港的缘故，还与1904年成立于天津的北洋烟草公司相对应。当然了，北洋烟草公司很快就于1906年破产，可谓昙花一现，远远没有南洋后来达到的影响力。

南洋成立时，正是卷烟（又称纸烟、香烟）在中国蔓延的时候。1902年，杜克的美国烟草公司和英国的帝国烟草公司经过一轮商战之后，为了避免两败俱伤，双方签订“停战协议”，共同成立一家新的机构：英美烟公司，这相当于两家公司的国际部，在这家新的机构里，杜克一方显然处于主导的地位——18个董事席位中，他们就占据了12席。

从成立的时候起，英美烟公司就把中国视为最大的市场，他们迅速进入这片古老而广阔的土地，不断扩展其业务，并于1913年将烤烟种植引入了中国。

创业之路：在曲折中奋进

1905年，简照南开始在香港生产、销售香烟。这时候，南洋的配置是这样的：十万港元启动资本，一个简陋的小厂、一台烤炉、一间烘房、一台发动机、两台磨刀机、四台卷烟机，请日本技师培训了16名中国男子使用机器、100名女工处理和包装制成品。每日开工十小时，生产香烟30万支。

南洋推出了“白鹤”牌香烟，逐渐打开销路。英美烟公司见此，宣称“白鹤”烟包装纸的颜色与他们的产品雷同，认为南洋侵犯了他们的权益，于是借助香港巡理府之力，将价值2000元的南洋香烟，拉到巡理府的门口焚毁。南洋随后推出的“双喜”“飞马”等香烟牌子，都受到过英美烟公司的打击。

简氏现位于佛山市禅城区的故居

比起英美烟这样的大公司来说，刚起步时的南洋无疑是力量单薄的。于是在重重打压之下，开工仅13个月，南洋就负债十多万元，不得不于1908年5月宣告清理拍卖。

在这个艰难的时刻，简照南的叔父简铭石出手相救了。1909年，简铭石出资九万元将南洋收买，更名为“广东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仍旧由简照南和简玉阶打理，继续营业。

这时的中国外患日蹙，在华人群体里，倡行使用国货的呼声异常热烈。重新扬帆起航的南洋，恰好与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相合，因应倡用国货这一形势，他们逐渐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市场，并且销售量不断攀升。辛亥革命后，仅仅是在爪哇一地，南洋一个牌子的香烟销售额就上升到5000万支。逐渐地，南洋日渐壮大。

民国成立，国家并未安定下来。这让简照南看见了商机。1915年，他携南洋出品的香烟进入内地，第一个据点是远离了多年的广东故乡。

此时国内的香烟市场，更是英美烟公司的天下。1915年，英美烟公司在中国的业绩是：每月销售香烟10亿支，在上海、汉口、沈阳和哈尔滨的工厂雇佣工人1.3万人，制造了当时中国一半乃至三分之二的香烟。

面对外烟的打击，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设计的宣传国货招贴画

南洋进入内地，无疑是在英美烟公司的虎口夺食，注定要上演一场激烈的商战。事实上，当简照南携南洋的香烟进入广州时，就引起了英美烟公司的警惕，他们采取了许多手段来打压这家华人公司。

这一次，南洋所面对的形势，显然比当初凶险得多。比如，英美烟公司会派人在市场上把南洋的香烟买下，一直放到发霉，然后把它们卖出去，这对南洋的信誉造成极坏的影响。

恰好是在这一年，日本的“二十一条要求”在中国引发波澜。英美烟公司没有放过这个机会，他们对外宣称南洋的资本、技师都来自日本，中国人如果买南洋的烟，不是在支持国货。此外，英美烟公司还故技重施，称南洋的香烟仿冒了他们的商标，要与南洋打官司……

南洋陷入了被动。刚进入广东，就遭到竞争对手连续四个月的骚扰与破坏，以致简照南感慨：“小岂可以敌大？寡岂可以敌众？弱岂可以敌强？弱肉强食，实为千古不易之理。”

感慨归感慨，此番再与强敌相逢，南洋没有退缩，而是进行了有力的反击。他们发起了一系列的慈善活动。那一年广东遭遇了一场特大洪灾，针对这一情况，南洋不仅及时捐钱，还在最短的时间内组织救助义举。

简玉阶回忆说：“1915年广东发生大水灾，各界人士有组织救灾工作者，但都拖拖拉拉，成绩殊微。简氏兄弟有鉴于此，乃独力组织救灾机构，购置小火轮携带粮食到各处救济，船头旗上大书‘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放赈’，大大获得社会上的好评及受惠灾民的感激。救灾的规模颇大，而南洋产品销路也愈畅。”

除了做公益事情，南洋还紧跟新风向，为自己的产品做宣传。1915年7月，广州举办了一场飞行表演。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飞机是一种新奇的事物，因此这场活动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英美烟公司和南洋都来争抢活动的广告宣传权。南洋调动人脉资源，击败英美烟，获得了经营权。活动很成功，飞行表演的现场插满了南洋的标志，在事后的新闻中，多数是来自南洋广告部的稿子。

对于这一次正面交锋，简照南显得很高兴，他写信给另一个弟弟简英甫说：“自有公司以来最痛快之事也。”

也在这一年，为了抗议日本的“二十一条要求”，中国20家行业工会的代表人物在上海公共租界见面，成立了“劝用国货会”，提倡使用国货。这个主张很快得到了国人的响应。

简氏没有错过这个机会，他的南洋马上加入这场运动中，高举“中国人请吸中国烟”的口号。为了回击英美烟公司关于南洋是日本公司的说法，南洋发函邀请香港、广州等地的商人组织，请他们来南洋公司作调查，以证明自己公司无论是创始人、资本、技师还是工人，都来自中国。

在刚进入华南时的这场商战中，南洋取得了胜利，他们非但没有被英美烟公司阻吓住，反而扩大了生产，在1915年生产了9.3亿支香烟，这个数量是三年前的四倍。

简照南没有满足于这个成绩，他把眼光投向了更加广阔的广东以北的地方，决定“北伐”。

拒绝合并：面对巨头时的艰难

1916年，南洋在上海开设分公司，进一步与英美烟公司竞争。

江南乃至华北的风气，与华南有很大的不同。譬如，南洋打出的“中国人请吸中国烟”口号，在上海施行起来并不像在广州那般奏效。南洋的上海代理人王世仁说：“沪人最杂，其爱国货心亦薄弱，尤有一种心理，凡上等社会及狎邪游中人，吸烟必要价贵为佳。若‘三炮台’（英美烟公司最贵的香烟牌子）每罐八角，吸之为阔；‘自由钟’（南洋的一个香烟牌子）只五角，鄙屑不吸。因其价廉，并烟亦轻视之。故我烟能出一只胜‘三炮台’价更贵者，沪人必趋重。”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广泛张贴“中国人应吸中国烟”的宣传画抗击洋烟打压

1917年，突破了英美烟公司的种种阻挠之后，南洋在上海的卷烟厂开工生产。货源是充足了，但南洋在这里的路依然不好走。当年10月，简照南给简玉阶写信大吐苦水：

先数天亲自到苏州、镇江、南京等调查，一切内地人民不知国货为何物，总以“大英牌”“强盗”两宗为无上之烟。加以“空山”广告密布街衢，运动鼓吹，不遗余力......以人口计，百人中吸纸烟者仍属寥寥，多吸旱烟筒及水烟筒......上海以北，生活程度甚低。就以苏州府论之，月仅销烟 150 箱耳，不及广州府之细(小)半......北方推销纸烟确不容易。余入各乡所见，均穷苦异常，与广东有天壤之别。即南京，名为大都会之区，然其街上屋店仍不及佛山之华美也。

信里所说的“空山”，指的是南洋的劲敌英美烟公司。这是简氏的一个小幽默，其出处是诗句“空山不见人”，意谓“有鬼”。

当然了，种种苦处并未影响简照南在这片地区拓展业务的决心，他把南洋的重心转到了上海。经过公司上下的齐心协力，南洋在北方的局面逐渐打开。

也就在南洋在上海设厂的那一年，英美烟公司向南洋发出了一个暧昧的请求：收购南洋。

在多年的商场拉锯战中，英美烟屡次向南洋发出收购的信号。这是一个令简氏家族饱受困扰的策略。美国康奈尔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家龙说，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英美烟公司经常向竞争对手使用这些战术：误导性的广告宣传、破坏货物、与批发商的排他性销售协定、法律诉讼、减免捐税和持久性的削价，“杜克的主要竞争对手没有一个能够抵挡得住这种综合性战术，他们要么被分享杜克的经营效率和公司利润的前景诱惑，而被说服进行合并，要么被他的竞争性手段所连续打击而被迫同意合并。”

要不要合并？对于南洋来说，这是事关存亡的问题。出人意料的是，作为家族的灵魂人物，简照南倾向于赞成合并。

这激起了简家其他成员的反对，简玉阶在香港写信给简照南说：

我公司十余年来与之竞争，前者兵败粮尽，尚未畏之。今日已有基础，营业亦年进一年，乃反屈降之，未免失计，人必笑我愚。昔之东吴，不甘屈事曹操，卒获三分天下。且我营业之增进，多借“国货”二字为号召，故得社会人心之助力，致有今日。盖吾国实业之几微，今日稍能与外人竞争，为全国人注目者，以本公司为最，若一旦屈降外人，纵不为社会唾骂，亦令提倡国货者灰心。

南洋已经是当时最有实力与洋烟抗衡的国烟。简玉阶担心合并之后，简氏家族将不能继续拥有南洋，而英美烟也未必给予所承诺的利益。此外，简玉阶所说的“借‘国货’二字为号召”，也道出了南洋起家的源动力，如果并入了外国人的公司，在道义上说不通的同时，还会伤害了国人的情感。

对于弟弟的情绪，简照南很理解，但他担忧如果南洋不同意合并，那么终必败于英美烟之手，他说：“试问将来为对家所败，即个人生计已不活动，遑论大局乎？人之所能为世界社会上造幸福、争国家权利、为国生光者，多是金钱。试问无金钱何能做事乎？”

简照南似乎对前景觉得悲观，他向弟弟反复申明，与外国人合作做生意，是个人的自由，这是堂堂正正的事，并非强盗行为，“至于国货号召，乃广告之题目，若货不佳，任尔如何号召呼求，国人亦不闻耳。就以向日英、日、清三国轮船公司相斗，后见不利，联为一公司，同分利益，然则国人亦迁怒中国公司不搭他船否？总之，生意乃个人自由行动，因其苦乐乃关系自己所有，试问争气，争气为人所败，国人亦能争气补我损失否？”

这是在苦口婆心劝说家人了。简照南没能实现自己的意愿，因为在简氏家族里，很多人都反对这件事。其后，英美烟公司主动中断了谈判。

谈判不成，商战照打。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由于简照南曾在日本做过生意，南洋因此遭竞争对手诬告为日本的公司，一度被政府取消了营业资格。尽管在当时社会各界的声援下，南洋同年就恢复了营业资格，不过在经历了这场风波之后，简家恐怕难以应付英美烟公司，决定将南洋“公诸国人”，即公开招股，额定资本为1500万元，分为75万股。民国前总统黎元洪、出版家张元济等当时的知名人士，都购买了南洋的股票。在这一次改组中，公司更名为“南洋兄弟烟草股份有限公司”。

员工在包烟部工作

简氏和他们的南洋，受益于当时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又不得不被这种情绪制约，可谓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针对是否接受英美烟公司收购这件事，简照南和简玉阶频繁通信讨论，双方语词激动，可见简氏家族在那段时间里的煎熬程度。

1919年底，简照南乘船去了美国，与英美烟公司的高层见面，重新商谈合并的可行性。对于简照南的美国之行，杜克的助手乔治·艾伦说：“他还是和以往一样，在回到中国与他的兄弟和助手们商量之前，什么都不能做。”

简照南对形势的担忧，并不是毫无根据的。1920年，英美烟公司的净利润是1500万元，而南洋则是500万元。对比这些数字，可以窥见两家公司在体量上的差距。

这也可以看出，能够在与强敌交锋的过程中壮大自己，南洋展现出了惊人的生命力。

企业家的担当：天下为公

在考虑接受英美烟公司收购这一点上，证明了简照南是一个冷静的生意人。当然了，简照南不仅有生意人的冷静，更在国家艰危中展现了企业家的担当。

民国时期，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曾借款给政府，这是时任广东省省长廖仲恺写的收据

在南洋兴起的时候，中国的社会动荡不安，革命渐成最强的呼声。简照南支持革命，并与孙中山的关系密切：辛亥革命前夕，孙中山在南洋地区筹款准备起义，简照南派人秘密向陈炯明送去了一笔数目不菲的钱款；1916年，中国进行南北合作，在上海，南洋与一家保险公司举行欢送两院议员大会，邀请孙中山来发表演讲；1921年，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正是用人之际，简照南发动员工加入孙中山的总统府卫队……

此外，革命志士也得到了简照南的重用。广州起义失败之后，革命党人潘达微冒死敛葬起事的烈士，才有了今人熟知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1913年，潘达微来到了香港，出任南洋的广告部主任，为南洋与英美烟公司的广告战出力甚巨。在潘达微的主持下，南洋每年还拿出一些利润来支持孤儿院等福利事业。

在做公益一事上，南洋很慷慨。公司成立后，支援过全国各地的水灾或米荒。此外，暨南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等学校，都在1920年代初接受过南洋的大笔捐款。1920-1922年，南洋还设立了一个奖学金，公开招考，赞助国内的大学生到欧美留学，名额为45人，其中三分之二的费用由南洋公司出，余下费用由简照南个人承担。在实际的操作中，有37人受益于这个计划，其中归国后在业界享有令名的有潘序伦（会计学家、被誉为“中国现代会计之父”）、石志仁（机械工程专家）等人。

孙中山见证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捐资助学

简照南是一个懂得变通的企业家，在南洋的发展经历顿挫时，他很快作出了调整，打破此前的家族管理模式，大胆任用非简氏家族的专业人员。例如在1921年，南洋聘请英美烟公司的前买办陈炳谦为南洋的副总经理，负责财务方面的业务；陈炳谦的侄子陈其均有企业管理方面的才能，也能够在南洋一展拳脚，在他的主导下，南洋减少了工人罢工的情况，从而降低了劳工成本；英美烟公司的前员工邬挺生，也被招揽过来，为南洋拓展了市场。任用有才能的非简氏家族人员，使得南洋在20年代初取得了业务成功。

不幸的是，简照南于1923年去世了，其总经理一职由简玉阶接任。失去了简照南之后，南洋的轨迹开始发生变化。简氏家族内部的问题开始暴露：简照南的小弟简英甫生活奢靡，并且挪用公款，而潘杏浓（简照南的夫人）与简玉阶为了不让家族丑闻外露，自掏腰包填补了简英甫所造的窟窿，然而这并未遏止贪污风气在公司的蔓延；此外，简照南的儿子简日华到美国购买烟叶，在对方的诱惑下，竟然糊涂地签了一份2000万美元的订单，这远远超出了南洋的需求，几乎把公司拖垮。

简英甫在公司里与潘杏浓、简玉阶争权，不堪精神重压的简玉阶，一直闹着要出家做和尚。1933年，简英甫脱离了南洋，尽管如此，他仍然指使流氓向兄嫂寻衅，并且煽动南洋的工人与公司作对。为了应对简英甫，潘杏浓和简玉阶把杜月笙请来，杜月笙因此成了南洋的董事之一。简英甫见状，遂把张啸林和黄金荣请来为自己助阵……

在这种剑拔弩张的氛围里，潘杏浓和简玉阶出入都高度戒备，连晚上睡觉都不安心。与此同时，国步更加艰难，而南洋也每况愈下。终于在1937年，南洋的大半股份被宋子文收购，简氏失去了对南洋的控制。

广东“双喜”：“双喜”的重要一脉

就在南洋落入宋子文手中的那一年，抗日战争爆发了。

南洋是这场国难中的受害者：上海总厂毁于“八一三事变”的炮火，汉口厂也在日军的侵凌中停工，日本人霸占了南洋的厂房，用来生产他们的香烟。在战火纷飞中，南洋将业务重心转移到重庆和香港，然而1939年在重庆开设的新厂，开工没多久就遭到炸毁；至于公司在香港那边的厂房，也在太平洋战争时期遭到轰炸，原料损失惨重……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上海的办公大楼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洋烟受到租界等特殊环境的保护，并未像南洋这般蒙受巨大的损失。然而即便如此，颠沛流离中的南洋仍坚持生产销售香烟，继续与洋烟抗争。

抗战胜利后，南洋在国内的工厂渐次复工。在1949年这个历史关口，南洋公司开设了广州制造厂，于当年的5月19日正式开工生产香烟，这个制造厂亦是广州卷烟二厂的前身。

自此，“双喜”有了重要的一个分支：广东“双喜”。

1951年，南洋在国内的烟厂实行公私合营，简玉阶担任副董事长，简照南之子简日林出任总经理。经过改组，内地分厂改为国营卷烟厂，香港厂则继续保留南洋兄弟烟草股份有限公司的名称。

1949年5月19日，广州卷烟二厂的前身、南洋兄弟烟草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制造厂成立。广东双喜，就是在这里发展起来的

不久后，洋烟退出了中国大陆。对于南洋来说，眼前的这一切都是迥异于以往的新局面。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简玉阶见证了这些变化的发生，他在1956年说，“以前我曾经认为：看见洋商的纸烟在中国市场上被彻底打垮，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这个多年的愿望今天实现了。”

去世于1957年的简玉阶并没有看到，在他的故乡广东，“双喜”牢牢扎根并且得到了茁壮的成长。当然，事情总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广东“双喜”这个开花结果的过程，也跟当初简氏兄弟创办南洋一样，充满了各种曲折与艰难。

广东“双喜”起步之后没多久，就遇到了“文革”，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广东“双喜”被认为是“封资修”货色，被迫于1966年停产，一直到1973年才恢复了生产。接下来是改革开放，市场打开，广东“双喜”在业务上有所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许多不利的外部因素：假烟、走私烟泛滥，以及外烟的竞争。

20世纪50年代初，公私合营期间“双喜”卷烟的街头广告

不过，也是在面对多重压力的情况下，广东“双喜”逆势上扬，他们采用了复合配方，即对多个产地的烟叶进行调配，克服了广东地区缺乏优质烟叶的难题，并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确定了自己的高香风格。经过一系列的调整与努力，广东“双喜”不断成长。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烟草专卖局原局长江明到广东调研后，不无感慨地说：“广东双喜在洋烟、走私烟、假烟的多重冲击下，不仅没有倒下，反而越做越强，真是个奇迹。”

如今，广东“双喜”已是全国卷烟行业中的佼佼者。回顾“双喜”的百年可以发现，尽管形势日新，但简氏兄弟与国同忧的心情，以及他们屡次在挫折中振起的创业精神，依旧值得我们注目。

(参考书目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的大企业——烟草工业中的中外竞争(1890-1930)》，【美】高家龙著，商务印书馆。《中国烟业史汇典》，光明日报出版社。感谢孙茂勇先生、郑泽敏女士、陈力子女士为本文写作提供的大力帮助。)

潘序伦

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国内外颇负盛名的会计学家和教育家，被誉为“中国现代会计之父”。1920年到1922 年，简照南连续三年捐资送37 名学生留学欧美，除了潘序伦，留学生中还有后来对中国物理和水电事业做出极大贡献的倪尚达、汪胡桢等。

在潘序伦的自传中，记载了他对于简照南助学之恩的感激，归国后，他也以实际行动表达了自己的回馈：“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照南先生曾先后资助过我约为当时银币一万元。于是我就以‘饮水思源’之义，乐捐一万元为简先生设立‘思源助学基金’，专为帮助学习成绩优良而生计贫寒的学生，完成其学业之用。”几年后，他还约同全体同学在简照南位于上海市北京西路的寓所“觉园”中合建了一座“思源亭”，并请教育家黄炎培撰写碑文，建立碑碣，以表达感恩图报之心。

潘达微

民主革命党人，同盟会会员，知名书画家、摄影家、记者。他也是收集七十二具烈士遗体埋葬于黄花岗的传奇人物。1911年3 月29 日，广州起义失败，烈士曝尸街头，潘达微冒着生命危险把散落的七十二烈士遗骸收殓安葬于红花岗（后改名“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1913 年，潘达微从上海回到香港，简照南聘请他为南洋烟草公司广告部主任。当时，外国资本的英美烟草公司与民族资本的南洋烟草公司竞争十分激烈，南洋烟草公司在竞争中几乎濒于倒闭。在潘达微主持下，南洋烟草公司很快利用广告打开局面，使南洋烟草公司在竞争中站稳脚跟，获得巨大成功。

潘达微和简照南、简玉阶兄弟交往颇深。简氏兄弟曾将运销广东的香烟，每箱拨捐白银五元，以作潘达微筹办之孤儿院的教育经费，并按期义捐款项物资。在孤儿院的饭堂，更高悬简照南之肖像，潘达微亲书匾额曰“每饭不忘”，并特别为简氏建“简氏太夫人室”，以纪念简氏之善举

本刊记者丨陆启

编辑丨郑廷鑫 rwzkwenhua@163.com

图｜陈力子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