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杂记之山乡男人（知青上山下乡知乎）
岳西县白帽镇一处景色——白帽河及其桥，远处那座山是禅宗二祖驻跸处——司空山。
前注：此文是回顾自己五十多年前到安徽省岳西县白帽公社石岭村插队时知青生活的一个系列文章《知青杂记》第六集“山乡男人”。现在之所以要专门转载这一集，是因为前年公众号上连载发表《知青杂记》系列文章时，不知何故此文未能通过审核且自己又没有及时修订就空缺了未发表此集。后来有一些朋友不断询问此事，很想阅读之，加上我觉得此集还是很有可读性的，于是便再次修订《山乡男人》这篇文章，以弥补之前的缺憾。希望这次能顺利通过审核，以飨读者。
这个知青杂记的第二集写的是山乡女人，主要是写安徽省大别山区腹地——岳西县的山乡女人的。很多读者看后在给予肯定和夸奖之余，也在问我何时能写一写山乡的男人？说实话，相比于山乡女人，山乡男人确实不太好写。因为女人一般不介入政治，贤惠而单纯，自然而生活化，但男人呢，生活虽然贫苦，似乎又总是与政治脱不了干系，而政治又总是敏感多变的，何况这些故事还发生于大革文化命的文革正酣的时期。
不过话说回来，就我个人的插队经历来看，除了在偏远山区的县乡村担任各级革委会头儿以及书记等官职的人我们打交道比较少所以不大了解之外，山乡的男人总的来说，对人还是挺厚道、淳朴和温和的，而且身上并没有那么多文革期间城里很多男人身上普遍带有的那种动辄喊打喊杀或者城府很深的那种令人讨厌的阶级斗争味道。不相信吗？下面就容我细细道来吧。
当年我们刚下乡时，发现山区村民个头普遍较矮，估计大多在1.60米左右。除了在白帽区和公社见到的那些干部们的个子还算正常外，好像很少有高于我们知青个子的山民。
比如，石岭村有一位外号叫“长子”的男人，当年30来岁。一开始我们听不大懂当地话，不知“长子”何意？后来得知他的外号就是因为他的个子比较高时，就哑然失笑了，因为他还没有我们知青组大多数男知青个子高。我年轻时身高1.77米。而这位被当地人称之为“长子”的村民个子也只到我眉毛上面一点（当地山民有一次曾攒簇我们俩比个头），估计可能最多也只有1.70米多一些吧。
那时候的山乡男人之所以个子不高，显然是因为他们身上负荷了太多也太重的生活负担，再加上长期营养不良造成的。与从不下田的山乡女人的白皙窈窕不同，山乡男人的身材大都是桶形的，皮肤则是黝黑而粗糙的。但是，由于勤于劳作，他们身上几乎没有皮下脂肪，四肢的肌肉也都是饱满而有力的。令青年时代的我印象最深的尤其是山乡男人们的那两条肌肉饱满、坚实有力的小腿肚子：由于经常需要挑担负重翻山越岭，那里的肌肉都是鼓成一大团，稍微用力就坚如铁石般地硬实。
山乡男人特别能挑担子。一两百斤重的担子挑在肩上可以轻松地上山下坡。我曾试着挑过石岭村里一位外观瘦小的中年村民从山上挑下来的一担两大捆足有两米高就像两座小山一样的栎树条柴火，刚上肩就感觉到一股山一般的重量压在窄窄的肩膀上，即便顾不上肩膀的疼痛，腰和腿都得拼尽力气才能站稳。而且好面子的我只摇摇晃晃地走了十多米远就感到力不从心，最后不得不在围观村民们的讪笑声中撂挑子了。后来村民们也说那担柴的重量大约有300-400斤！
那时的我年轻力壮，臂力很大，还经常练举重，90公斤重的杠铃可以连续卧推十多下（我们组知青下乡时还带了一副标准的100公斤重的杠铃）。而那位比我矮了几乎一个头的山民居然一个人就能将这么一大担两头像小山一般高而且重达数百斤的柴火从高高的石岭山上挑了下来。真令人惊叹！由此可见，山乡男人虽然个子不高，但大多能如此肩负重担、吃苦耐劳，我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知青不服都不行！
不过，在2008年和2012年我两次重返岳西时，以前留下的那种山乡男人个子矮的印象已经没有了。那两次无论在县城天堂镇或位于深山中的白帽镇上，还是到了山上的石岭村里，见到的男人，除了当年我们所熟悉的那些原本就矮小的老山民外（不知为何那时感觉他们的个头似乎显得更加矮小了），大多是衣着整洁、气宇轩昂的，论个子也都不算矮了。
2008年10月，即我们到岳西山里插队四十周年之际，知青插友刘先生（前排左四）、澳大利亚一位油画家皮尔斯先生（前左三）与我（前右一）和我的房东徐先生（前右二）以及刘先生房东（后左三）在安庆市委一位副书记张先生（前右四）陪同下重访岳西时与当地干部在白帽镇政府门前合影。
比如，我们老房东儿子徐先生的儿子就比他老爸足足高了一个头，身体强壮、相貌英俊，儿女双全，谈吐不俗，算得上是山里的新一代农民（据说，这位小伙子当时与人合伙买了辆农用货车，农忙时种田，农闲时则外出跑运输）。这显然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山区农民的生活好了起来，营养也充足了，身高也开始反弹了，恢复了他们原先就应该拥有的身高。
当年可能由于贫穷，山乡男人酒喝得很少（那时山里最便宜的一斤低劣的地瓜干酒也要0.5元，而这个价钱对于10个工分只值0.21元钱的石岭村男人来说，也足够他们干上两天农活的了），但喜欢抽烟（烟叶都是山民自种自烤甚至自晒的，不需花钱），尤其是那种旱烟袋。石岭村的男人们几乎每人一根烟杆，大多是山竹根做的，粗约手指，长不盈尺，上面的竹节一节一节的，很硬实，烟锅处多是铜皮包裹，烟嘴也是，但也有玉石做的嘴儿，但那就算稀罕物了。烟杆上还多挂有一个烟袋儿，里面放有切成丝的当地产土烟叶。平时就斜插在男人的裤腰上。
劳动之余，找块石头或适合的坡地坐下来后，男人们的第一件事就是抽出烟杆儿，从烟袋里捏出一撮烟丝，压进烟锅里，再摸出一盒火柴擦着（也有山民用火镰石打火绒点燃纸媒的），就着烟锅就吸了起来。几口吞云吐雾之后再长喷一口烟，劳作的疲劳似乎就随着那些烟气消散掉了。此时甚感惬意的男人们就将烟杆儿朝就近的树上或鞋底上敲几下，再吹几下，然后再装上一烟锅烟末，重复一遍刚才的程序继续抽。山里的男人此时如不抽上三、五锅烟似乎就不会站起身来继续干活。
或者，不用烟杆的男人，就从怀里掏出一个扁形小铁皮盒，里面放有烟丝，盒盖里则放有一小叠裁剪过的长方形毛边纸，然后拿出一张卷烟纸，从铁盒里再捻出一些烟丝，捋成条状，放到用手指摞弯起来的烟纸上，然后熟练地一卷，最后放到嘴唇边用口水将烟纸边角粘住，一根喇叭型的卷烟也就完成了。然后也是用火柴或借火点着，美美地吸了起来。
如果歇工回了家，有条件的山乡男人就开始坐在家门口吸起了水烟。岳西山乡的水烟多是毛竹筒的，两只手抱着抽，因竹筒中间有过滤水，抽起来呼噜呼噜的。水烟筒也有铜制的，但比较少：一个紫铜或黄铜做的或椭圆或方形的扁形容器，上面插有两三根细铜管，一根铜管端头上是烟锅，另一根则是烟嘴，中间的那根铜管多是用于插纸媒儿的。纸媒儿多是一种细草纸紧紧地卷起来的。
抽水烟大多是用火柴或就着豆油灯点着了纸媒儿，然后再用纸媒儿去烧烟锅。那样节省火柴。因为小小的一盒火柴虽然不贵，只要2分钱就能买到，但如知道村民参加集体劳动算工分干一天活儿也只能挣到两角钱，就会明白农民抽水烟多用纸媒儿而省火柴的原因了。
石岭村一位山民有一个当年比较稀罕、做工也很精致的白铜水烟壶，上面还刻有漂亮的花纹。下工后，我们经常看到他坐在家门口抽水烟，见人老远就打招呼，那个热情和得意劲儿与其平时不大搭理人的做派判若两人。我们初时不解，就问队长为何？队长说：呵呵，他怕别人不知道他有这个宝贝啦。原来如此！年轻的我们又问：他家成分是不是富农？队长说，石岭村里都是穷人，哪里有富农？（由于山高水冷田少，产量低，石岭村只有一户中农，也就是我们的房东，但因稀罕却常作为阶级斗争对象接受所谓批斗。后文会有介绍）再问，才得知他家成分居然与其他村民一样也是贫农。但他是怎么拥有那个漂亮的白铜水烟壶的？我们没问，不得而知。
当然，那时一个山民要是能抽上一盒纸烟，不管是比较低廉的春秋牌香烟还是偏中档的东海牌香烟，那也比拿一个白铜水烟壶坐在家门口抽烟值得炫耀得多。因为那个年头石岭村的男人们要拿出拼命劲头干上一天农活，赚的工分且不吃不喝才够买到大半盒东海烟。要知道，石岭村1968年的10个工分也才值0.21元，而春秋牌香烟当时价格大约是0.15元/盒，东海香烟价格则更是高达每盒0.28元。花那么多钱买卷烟抽？那是“广大罗”噢（岳西方言显摆）。
说到山乡男人，那就不得不说当年山里的一个好风俗，那就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而这显然与山乡男人的淳朴和不贪有关。我们知青农闲时也喜欢出门到处闲逛。经过一些山村时，我们常看到路边一些村民的家门虚掩着。如想歇脚喝口水，就去门前招呼主人，但多数情况下屋里总是一个人也没有，想来多是出门上山或下田里劳动去了。但我们疑惑，山民们为什么不锁门呢？
这时房前的田坝上看不到一个人影，只有一些鸡、鸭在房屋周围闲散地找食、鸣叫或打融（交配）。猪只闻到人声便在多用石板围起来的圈里哼哼，而山民养的山羊则用绳子拴在附近山坡上的一棵树上，在那里啃食周围的青草，不时发出“咩咩”的叫声（可能是因为粮食金贵，也不够人吃，加上无须保家护院，当年岳西山里人家都很少养狗。）......一幅静谧的桃花源图画。
当时，我们这些十几岁的知青，刚刚经历过了文革中合肥发生过的那些野蛮的但几乎是社会性的打砸抢、抄家和偷盗，甚至刀枪相对的武斗等暴力行为，甚至有的人家里就被造反派抄过几次，细软和摆设几乎都被抢走或砸烂（我家也被抄了两次，住房则被占去了一半。第二年初回家过年我只能打地铺睡在地板上）。因此，我们对山里村民们的这种家里空无一人却大门敞开、丝毫不设防的做法似乎都有点不适应。说实话，那时当我们看到那种情景时，心里产生的那种震惊，真的难以描述。
对于我们来说，那种经历反差的心理冲击是非常之大的：站在空无一人的村民家虚掩或大开的房门前，年轻的初入世事的我们多感到不知所措，我甚至都会产生一种自己就是一个莽撞的入侵者或小偷似的错觉。
就为这事，我们还曾问过石岭一些村民，你们出门不上锁，家里被偷了怎么办？村民一般都是这样说的：不肖必啦（岳西方言，意思是不必要的），冇得人偷啦。听到这种坦然而率真、恍如陶渊明笔下桃花源里山人的那种“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话语，我们心里不由得产生出一分惊讶和惭愧来。
那时候，我们上山打柴经常看到小路边就放着一两捆已经捆扎妥当的漂亮的栎树枝条柴火（其实就是粗大的毛栗树枝条，我认为是大别山里最好烧的柴火，还可以制作冬天烤火质量最好的栎炭），有时旁边可能还放着一把柴刀或者还有一根两米长、中间半拃宽，两头尖尖却包着铁头的冲担（山乡一种挑柴火专用的扁担，多是用山上不多见的又坚实又有弹性的青冈木做的），但周围愣是没人。
第一次见到时，我们心里还想，这么好的柴火是谁丢在这里的？不会没人要吧？要么再等一会儿？要是还没人来我们就挑走了如何？还省了一趟砍柴的活。当然，开头贪心稍起的我们最后还是忍住了，走了，没去动那些柴火和冲担。君子不吃嗟来之食。这个道理我们还是懂的。过了两天，我们再次经过那条路人并不很少的小径时，那捆柴火居然还放在那里，原封未动！
“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句话是描述唐太宗贞观之治时期人民安居乐业的社会状况的。类似说法最早出于《贞观政要·政体》篇，还说那时是“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后来宋代的《资治通鉴》也描述说贞观年间“路不拾遗，外户不闭”。这些史书上的记载和叙述使得唐太宗李世民治下的初唐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令后人惊羡的一个皇权良治时代。这些说法虽不乏溢美之词，但也可能距历史事实不远。
可让人感慨的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中国大地上经过十多年充满你死我活和尔虞我诈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甚至暴风骤雨般猛烈如文革的洗礼，致使司法无存，信用缺失，民间社会得以维系的道德体系也濒于崩塌。对立的造反派别之间绝情无义的武斗则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你死我活，沟壑丛生，几乎都失去了起码的人之互信。但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在岳西的深山区，虽然经历了文革初期的风暴吹洗，民风却依旧淳朴，恍如一千多年前的贞观年间。这是多么难得的啊！
遗憾的是，当年有段时间我们一些知青却将城市里的文革遗风带到了山里。可能出于饥馑和营养不良，也可能仅仅出于恶作剧，刚插队时少数知青还是那套目无法纪、打倒一切的红卫兵范儿，也有人开始偷盗起山民的鸡鸭来了。这些行为虽然是极少数，为时也不长——后在知青内部也遭到了劝阻而最终销声匿迹了，但确实败坏了合肥知青在山民心目中原有的良好形象。现在看来，与山区当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纯朴民风和良好风俗相比，前述行为就好像在一件干净整洁的青衫胸前打上了一块丑陋的补丁。现在想起来，真值得我们知青反思。
山乡男人们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品德，那就是注重邻里关系，为人也慷慨厚道。比如，当地有一个杀年猪习俗，那就是村民过年前杀猪，会请全村每户都去一个户主，即每户的男人吃杀猪宴。当然，这种杀猪宴也体现了山乡的另一种习俗——男尊女卑，也就是只请男人，不请女人。但在石岭山上，厚道慷慨的村民，不管哪家杀猪，都是请我们组所有在家的知青，包括我妹妹去赴宴的，一个不落。
第一次赴杀猪宴，我妹妹就在被请之列，而且那位做东的村民居然还特地请她坐了上席，因为他也有一个十多岁但未成年的女儿（《山乡女人》一集说到了我们知青为我妹妹，包括村里所有未成年女伢子争取到了与村里已婚婆娘们相同的工分待遇，故有此说——作者注）。而且我妹妹还曾用消治龙软膏给他家男伢子还治好过流脓的耳朵。
其实，岳西山里好像自古以来就有一个规矩，即女人不上席。但经过那场评工分事件，加上我妹妹曾给一些山民及其屋里人或伢子治过病，我妹妹居然也获得了与山乡男人同等的待遇：坐在了杀猪宴的上席。山乡男人的豁达、开明与厚道由此可见一斑。这显然是值得我书写出来并加以赞誉的。
我们刚下乡时却并非如此。记得1968年10月下旬那天晚上，石岭村民在山上的小祠堂堂屋中间摆下两桌接风宴给我们组五个知青洗尘。记得两张大方桌四周一共坐了十六个人，除了我妹妹一个女知青外，没有其他任何女人。我们四位男知青都是两两分坐在两张桌子右首面朝西的主客席上，而我妹妹虽是组里唯一的女知青，却被刻意安排坐在第二张桌子面北的左下位、也是那两桌酒席最末座的凳子上。男尊女卑，一目了然。当然，那天是有几位公社和大队干部作陪的，现场很强调主客以及主次之分，但也不知是谁安排座次的。不过当时我们路上折腾了一天，都很累，也没多在意。而那年那户村民家过年前的杀猪宴，可能由于都是乡里乡亲，除了我妹妹被刻意安排坐在上席外，其他人也就不大分主次了。
每到腊月年前，也是山区杀猪匠们最忙乎也是收入最好的时期。过年前杀猪也叫杀年猪。大约过了冬至，各村各户的杀年猪也就依次开始了。过去，山里人生活贫苦，一年到头难得吃上几次肉。山里人养猪一般都是养1-2头猪，家里不出意外也不卖，就是想留到过年前杀了自己吃，而且还要吃上一年。
杀猪宴剩下的猪肉一般都是切成大块，盐也不搓（可能是为了省下买盐钱，当然烟熏肉也有搓盐的），就挂到厨房无烟灶头上的房梁上，靠灶膛里烧柴冒出的松油烟将其熏成黑黢黢的腊肉。不用盐仅用灶间柴火油烟熏肉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防腐措施，而且烟熏过的猪肉味道也十分鲜美。有了烟熏肉，村民们也就可以细水长流，吃上很长时间，甚至一年的猪肉了。
各农户杀年猪的时间也不定，但多在腊月，即冬至后，主要看猪能长多大，但山里养的猪一般长到100斤左右就杀了（不像现在，哪一头猪不是养到200-300斤才杀？）。有点奇怪的是，山乡男人啥力气活都会干，而且也很懂得节省，比如宁愿用很费劲的火镰和纸媒儿抽烟也不用火柴等，但自家养的猪却好像没有自己杀的，总是请一些走村串户的专业杀猪匠到家里来杀猪并就此摆上一个杀猪宴。也不知这是为何？
不过，请杀猪匠杀猪，活儿干得确实细致利索。三下五除二，一头大猪，从到猪圈里抓猪，开始嘶叫，到捆上猪嘴和四蹄，抬到一条宽板凳上，前后两人按住，杀猪匠左手搬住猪颈，右手一刀捅入，血流如注，泻入一个早已准备好的已装了小半桶淡盐水的木桶里，到最后猪不叫了，最多也只要五、六分钟。然后就是在猪的每个蹄子上用刀杀个口子，用一根细细的铁钎插进去，从皮下一直捅到死猪的肚皮和脊背处。每捅一个蹄子，杀猪匠徒弟，一般都是杀猪匠的儿子或亲戚，就用手托住猪蹄子，使劲地用嘴往那个切口处吹气。吹完一口气用手捏住切口，然后再吹再捏住，最后用细绳迅速将切口扎了起来。四个蹄子一吹，猪只眼见着就鼓涨了起来。
这时再从屋里灶台间端出一盆盆的沸水，倒入一个事先准备好的又大又深的椭圆形木盆里（这个木盆大多是杀猪匠或其徒弟与其它工具一起随身挑来的），试试水温后，人们便合力将吹胀成圆咕隆咚的猪只浸入装有沸水的木盆，不停翻转着死猪的酮体烫毛，然后迅速地用刮刀将黑黢黢的猪毛（那时没有白猪）连拔带刮地去了个干净。接下来就是将黑毛被全部刮掉后的通体白色的猪只挂到事先用三根松木在场地上搭成的架子上，准备开膛破肚了。看来这杀猪确实是个技术活。在山乡当个杀猪匠也不是浪得虚名的。
不过，那时杀猪匠的现金报酬并不多，印象中两块钱即可，但村民得按惯例将被杀猪的一副猪下水，即猪的心肝肺和猪大肠等都作为报酬的一部分无偿送给杀猪匠。过年时，杀猪匠们便开始走村串户，杀的猪多，得到的猪下水也多。杀猪匠及其家人怎么也吃不了，不好保存，当年不知为何也不大好卖，价钱低。
据说，当年猪下水只值一角五分钱一斤（杂鱼和活山羊也是这个价），而猪肉则每斤为七角三分钱。于是，杀猪匠便多做人情将猪下水送人。公社和大队干部当然能得到不少，但还有不少猪下水都被杀猪匠送给他们的情人——相好的了。听村民们说，山乡里面比较浪漫的男人，也就是相好的（指情人）较多的男人，除了货郎就是杀猪匠了。村民还告诉我，每个杀猪匠在山乡各个地方都有一两个甚至更多的相好。
山里杀猪必须请杀猪匠上门杀。可我们知青却有不信这个邪的。记得当年白帽区余河公社有一个也是合肥一中的知青组，可能为了省下外请杀猪匠的成本，也可能是出于老红卫兵的那种“没有张屠户照样可以不吃浑毛猪”的豪情壮志，最后决定自己动手来杀自养的一头猪。为此，那天去了不少知青为之壮胆。其实他们也是想就机饱餐一顿杀猪宴，解解馋罢了。
刚开始，那头肥猪被捅了几刀都没有刺中心脏，出了很多血后，居然还挣脱了几位知青壮汉的控制，从平板凳上滚下地后就开始四处乱跑，撒的到处都是血，吓得一应前来吃杀猪宴并在现场看杀猪热闹的知青纷纷四下里躲避。现场一片狼藉。后来，那头撒野的猪的血流尽了，没力气终于倒在那里了，这场闹剧才结束。但是紧接着发生的又一件事情却让这场杀猪宴彻底地歇火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那位热情的猪主人，也是我们的同学，听说大家都喜欢吃猪大肠（按照当地风俗，找杀猪匠杀猪猪大肠就得送给杀猪匠了。这可能也是那个知青组坚持自己杀猪的原因之一吧），于是便将那头猪的猪大肠拿到溪水边洗得干干净净，外面看一点脏也没有，白嫩白嫩的。谁知道当他将那一副猪大肠放到灶间大锅里煮开后，整个知青组以及门前的场地上全都氤氲了一股浓烈的、令人作呕的猪屎臭味。原来此公清洗猪大肠居然只洗了外面，并没有将猪大肠从里到外地翻过来清洗！一锅水烧开后，墨绿色的臭水溢了出来，整个锅灶全都被污染了，怎么洗刷也洗刷不掉，恶臭难消，显然那天什么饭菜也烧不成了。那些前来捧场并准备大吃一顿杀猪宴的知青们见状也只好饿着肚子恋恋不舍地落荒而逃了。这个故事是当年的合肥一中到岳西白帽区插队的知青群体中迄今还在流传的一个笑话。
现在想想，山乡男人们摆杀猪宴其实摆的就是一种慷慨和豪爽。平时舍不得多吃点荤腥的男人们那天毫无例外地将自家猪身上最好吃也是最为珍贵的猪颈肉几乎都拿出来请左邻右舍村民们吃。猪颈肉，也叫槽头肉，肉质绵老，肥瘦不分，营养成分也较高，口感很好。广东的名菜——叉烧，就是用猪颈肉烧制出来的。一头猪的猪颈肉总有十多斤，主人都是将其全部拿出宴客，一点不留，以飨食客。
女主人和前来帮厨的女人们则将猪颈肉全部切成扑克牌那么大小、厚约柴刀背的肉块，放到大铁锅里翻炒，加上一点点酱油，主要还是碎盐，再加上一点生姜和水，放点从房前屋后摘来的小茴香枝叶，盖上盖子闷烧一会，待水收干，再在大铁锅里翻炒几次，也没出什么油，就算烧好了。然后用几个大瓦钵盛出，分别端到摆在场地上的两张大方桌上（石岭村一共只有十一户人家，每户一个男人上桌，加上杀猪匠及其徒弟以及我们五个知青，坐得并不宽松）。
此时的猪颈肉，肉质透明，肉香四溢，桌子边上围坐的食客们见之，无不食指大动，口水也就出来了。那时的我们缺乏油水，整天饥肠辘辘，没有人能挺得过那种诱惑。所以，村民们的杀猪宴也是我们知青的杀馋之时（记得1968年刚插队那年冬天第一次去赴石岭村民的杀猪宴，没忍住，我一个人就吃了十多块大肉。后自觉吃相难看，也就忍住不吃了）。
我说了这么多山乡男人的好品质，如吃苦耐劳、淳朴厚道和慷慨善良等，有人可能会问：那时还在文革时期，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和党内的政治斗争那么激烈，你却把山乡男人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描述成世外桃源般的安适温和，自得其乐，为何？难道就没有狂躁、野蛮、贪婪、虚伪、欺凌和暴虐吗？其实，我前面所写的这些文字并无掩饰，因为我描述的是世代躬耕山野的山乡男人，而不是那些虽身在山里，却卷入权力斗争和政治漩涡中的男人。
其实，就算是与我们知青有所接触和往来的白帽区或公社革委会的那些干部，书记也好，主任也好，由于他们在当地的文革经历和政治生活与我们这些从合肥外来的知青总是隔了一层，而山外的那些大中城市里的文革浪潮即便狂暴得如山呼海啸，但在其波及偏远的深山后也会像海潮拍岸，逐渐地偃旗息鼓了。
不过即便如此，我还是想分析一下相关资料，而这对于读者认识这个问题肯定是有益的。皖西因位于大别山区，田土本来就较少，且地处偏远，产出有限，阶级分化和阶级矛盾本来就不甚明显。民国时期的皖西山区，除部分面积较大的平畈地区有一些地主且有的地主拥有较多土地之外，其他山区，尤其是深山地区的贫富差别和阶级分化并不那么严重。1949年前后，皖西山区的土地改革因为汲取并纠正了国内很多地方过于激进的土改教训，土改方式比较温和，给农民确定成分也比较实事求是。
据相关资料，那时，皖西大别山地区土改，大的平畈地区一般拥有多于三担田的水田，而且家里人少于五人的才算得上地主（所谓担田，即以育秧的稻谷种子计田亩数，一般每担田约为7-10亩水田——每亩育秧需10-15斤稻谷种子，早稻和中稻各需种子数量略有差别。但山里面的水田由于高寒水冷，一般都是一年一作）。这就是说，大别山区当年划分地主的标准一般为户均20亩及人均5亩水田以上，低于这个标准都算不上地主。而符合这个标准的农户在水田有限的山区显然是很少的。
另外，在偏僻的山区里面，因修建梯田的自然条件有限制且其相关时间成本和劳力成本都非常之高，水田本来就不多，加上高寒水冷，这又导致山区田土自然产出十分有限（那年头，正常年景每亩水田年产稻谷仅约300-400斤），因此一个山乡农户祖祖辈辈在那里耕耘，一家老小好几口人能拥有一担田或半担田就很不错了。在这种情况下，地主很少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比如，我们当年插队的白帽公社新建大队（现在属于白帽镇桥梁村），位于石岭山下的一个大山洼里，水田不多，土改时好像就没确定一户地主，被定为富农成分的可能也只有2-3家。而我们所在的石岭村位于石岭山上，不仅连富农也没有，就是富裕中农成分的农户也只有一户，也就是我们的房东——我们住的小祠堂其实是他家的房产——其余都是贫农。（前几集说过，1968年秋我们下乡插队时，石岭村一共有11户人家，71人，但总共只有72亩水田，人均1亩。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时据说只有5-6户人家，30多人，40多亩水田，平均下来比后来稍多，但是每户每人也仅1亩多田，当然都是贫农。）
那个富裕中农也就是我们的邻居和房东徐姓老汉，他的媳妇，一位贤惠能干的山乡中年妇女，纺纱织布都是高手，《山乡女人》那集中说我妹妹学会了织布，就是跟她学的。
为了让读者阅读时保持阅读的连贯性，也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偏远山乡的男人们是怎么经历文革的，下面还是将《一座回乡知青的坟——知青杂记之一》一文中有关这位徐姓老农民，一个富裕中农，在文革中居然频遭批斗的情形原文抄写如下。这也算是文革中出现的无数奇葩中的一个吧。
“我们在石岭村的老房东姓徐，当年五十来岁，模样敦厚老实，样样农活都在行，成分富裕中农。因我们这个位于高山上的贫穷的小山村十一户人家里只有他的成分最高，结果村里几次根据公社和大队革委会安排召开批判会时他都是唯一的被批斗对象。不过那种批斗也就是一种形式：
“队长在传达什么最高指示并说到什么阶级斗争新动向时，这位老房东就会主动走到从他家搬出来当批判会主席台的方桌子边站好，垂着手，低下头，然后被几位坐在高低不等的小凳子上抽着旱烟的村民程序式地七嘴八舌批斗或数落一番。那场面除了人物表情不是那么愤怒而是有点麻木式的戏谑外，其它都与当年那些描述类似场景的宣传画很像。然后很快就散会了。
“他和他的堂客就一趟又一趟地将开会前从他家搬出来的那些桌子、凳子和茶壶茶碗等再逐一搬回他家里去（他家门前的场地在村子里也是最大）。然后，他进屋洗把脸，就扛着一把锄头慢腾腾地上山干活去了。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
当然，山乡再偏远，强劲的文革之风也会刮到。比如我就曾经被公社指派在公路上写了好多天的标语墙。那是1969年春，公社革委会为了紧跟形势，宣传文化大革命，在石岭山下的那个山洼面对的那段山区公路靠溪水一侧，用土坯砌建了七、八堵宽和高均约为两米，墙头还铺设有几片灰瓦遮雨的土墙，墙面都刷上厚厚的白石灰。
一次开知青大会，公社革委会主任问我们在座知青中谁会写排笔字？大家不约而同地都转头看着我。说实话，当年我的排笔字写得确实还可以，虽是纯自学，照葫芦画瓢，写得不那么科班样，但胆大敢写，楷体、魏碑和隶书等字体也可信手拈来，据说还耐看，看过的人多有称赞。
1967年上半年那段文革时期，合肥的人们刚分为两派，即“屁派”和“极派”，进行所谓大字报和大辩论，我就经常于晚上或半夜拎着一个墨汁桶或调剂好的红色水粉汁桶，从位于西门的学校出来，一路东行，在一两个同学的陪伴下，在合肥长江路街头满布的大字报专栏上书写或张贴了无数个紧扣当时主题、带有派性且字体各种各样的造反标语。
记得我还曾用一拃多宽的特大排笔在用六张一开的道林纸粘合起来的一张大纸上书写一个至少有一平方米大小的大字，并在同学的帮助下将这些巨大的字幅组成的标语，连夜逐个张贴到位于合肥市中心四牌楼的新华书店大楼的窗户和墙面上。那个巨幅标语的内容已经记不清了，但记得第二天有意路过那里时，我还听到一些路人指着贴在市新华书店5层楼高处的那个特大标语上的排笔字说那些大字写得挺漂亮的。
结果，那次由公社革委会委派的书写那些公路边宣传墙上革命标语的光荣任务也就历史性地落在了我的身上。后来一段时间，我就天天从石岭村下山，跑到山下公路边的那些宣传墙边，站在长凳子上，用排笔和红漆在白色的石灰墙面上书写各种文革标语。人从公路上经过，老远就能看到。当时心里还挺得意的。
不过，这些土坯垒起来且在白底上写上红色字体的宣传墙并未能存在多长时间。大约3-4个月后吧，岳西山区1969年夏季的一场特大暴雨就将路边这些书写着鲜红文革标语的土坯墙全部冲淋垮塌了，成了一堆堆的烂泥巴，既有碍观瞻，也妨碍交通，后来都被公路养护部门全部推倒并当做垃圾铲到路边山坡下的河沟里去了。
现在想想，当年我写的那些标语无非都是些“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以及什么“四个伟大”和“万岁、万岁、万万岁”之类的标语。还有一些是紧跟当时形势的，多已忘记，但有一个标语我印象最深，那就是前一年冬，也就是我们到石岭村插队两个多月后所发布的一个新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这段“最高指示”一下子将我们这些知识青年到山乡插队的性质给定格了，那就是我们作为知青到农村是被动员或叫被送去的，而且去接受农民再教育并非什么锻炼。这就是说，在当时中国，我们知青的社会地位已经显著低于前二十年一直被严重教育的农民了。如果那时我们知青中还有人把自己当作文革初期可以随心所欲造反并打倒和砸烂一切的红卫兵，那恐怕也就太自以为是了吧。
政治地位的巨大落差也让我们很多知青变得沮丧和现实起来。少数插队知青的偷鸡摸狗行为可能就是这种心理下的产物。好在我们组的知青都只有十几岁，虽然自以为是曾经作为红卫兵参加了造反运动，但原本就不大懂政治，而且各自父母和家庭几乎都遭受过或依然正在遭受各种名目下的斗争和批判。命运将我们抛向了这个偏远的大山里面，我们除了自我救赎，别无选择。
有一个山乡男人的故事因为与这个最高指示有关，加上印象深刻，还是让我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处细说一下吧。
1968年12月快靠近年底的一天深夜，我们大多已经脱衣服睡觉了。这时，一阵紧急的敲门声伴着石岭村生产队长的呼喊声将我们全都惊醒了。于是我连忙起床打开祠堂大门一问，得知又发布了最新指示，而且队长还强调与我们知青有关，很重要，要求我们男知青必须立即参加游行庆祝最新的最高指示发表。后来才知道，这个最新指示就是这个“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那时都已经是半夜了，天又很冷，还要游行，山里面也没有什么大街，怎么游行？当时我们每个人都是睡眼惺忪，但也不容多想，只好很不情愿地从热被窝里爬了出来。好几个人都忘了带电筒，有的甚至连棉衣也忘了穿，就稀里糊涂地跟着队长下了山。
到了山下时，大队组织的大约百把人的游行队伍已开始了游行。远远看去，偌大的石岭山上火把的火光星星点点的，就像一字长蛇阵，足有一两百米长。我们于是便跟在游行队伍后面，高一脚低一脚地走在崎岖的山路上，不时地稀稀拉拉地跟着前面的领队人喊着各种当时最革命的口号（当然这个最新指示喊得最多）。
那次庆祝最高指示发表的游行还有一个特点，即只是各家各户的男人们参加，女人们，无论女伢子还是堂客们，一律不参加。我们知青也是这样，则只喊男知青参加，而我妹妹却例外。到现在我也没搞清楚，这么做是认为政治是男人的专利呢还是认定女人不能参加政治活动？真搞不懂。
印象中的那天似乎特别阴冷，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山野里伸手不见五指。可能因无准备，游行队伍里只有少数几个农民拿着一种用浸了桐油的麻杆或松明子捆绑制作的火把在前面带路，但因天太黑，跟在后面的人只要隔了几个人就看不清前面的山路了。所以游行时，不时地有人摔跤跌倒。
最初的摔跤还能引发一阵哂笑。但后来摔跤的人越来越多了，甚至还有人不慎失脚滚到了山坡下，此时摔跤便没人笑了，咒骂声、呻吟声便开始此起彼伏起来。再到后来，居然有人借口摔伤溜号了，而且离开游行队伍溜回家的人越来越多。到游山快结束时，原本有上百人的游山队伍最后只剩下二三十人了。路过石岭村附近山下时，我们组知青也有一两位也悄悄地离队上山，溜回了小祠堂。当庆祝游行最后结束我回到石岭时，石岭山东边的天已微微有点亮了。
一次原本喜庆式的庆祝最高指示发表的游行到最后居然演变成了一次很多人受伤的令人沮丧的游山。这个结果恐怕也是公社和大队组织者们当初始料未及的。不过自那以后，也不知什么原因，无论又有多少最高指示发表，区里和公社革委会再也没有组织过类似的游山庆祝活动了。
可是，当我们精疲力尽地爬上山来回到小祠堂，刚想脱衣服再补一会儿觉，就看见几个村民半抬半扶着石岭村的生产队长急匆匆地进门来了，急切地说：队长受伤了，请小亚给看看（我妹妹名字中带一个“亚”字）。我们连忙拿过煤油灯一看，吓了一跳，原来队长的左腿小肚子上居然有两个血洞，还是从下至上的贯通伤，上面和下面那两个血洞里的肉都已经翻了出来，血糊糊的，虽然已经用布带扎住了，但仍然是满腿鲜血。一问之下才得知，游山结束后，队长可能太疲倦了，上山回村路上一脚踩空，掉到一个陡坡下，被坡下露出的一根给人割了半截子的野竹子扎到腿肚子了。如送公社卫生站还有好远的路，而且因天还没完全亮，还可能找不到人，于是其他参加游行的村民们便将受伤的队长半扶半抬着给送了回来。
此时，我妹妹也早已起来了。妹妹小亚下乡时带了一个带有红十字标识的医药箱，里面除了一些治疗感冒等内服药外，还有备有一些外伤药，如酒精、红汞、紫药水、消治龙软膏、消炎片和纱布绷带等。更重要的是，小亚在下乡插队前还专门到合肥市里某医院接受了一个短时期的医疗急救培训，还学了针灸，可以处理和治疗一些常见的小毛病。在这之前，小亚也曾给一些缺医少药的村民治过一些突发病，如肚子疼或一般皮外伤等，通过内关和足三里等穴位针灸或伤口处理上药的，那些人居然大多奇迹般地治好了。村民也都很相信她。
那天，我妹妹看到队长的伤势，也吃了一惊。她还从未遇到过如此严重的外伤。但当年才16岁的她有一个好处，那就是镇定和不怕。她叫一个村民将坐在长凳子上的队长按住，另两个村民再一人按住队长的一条腿。然后她用药棉沾了酒精将队长血糊拉拉小腿上的伤口擦洗干净，再用镊子将伤口处残留的竹丝和草茎一根根轻轻地夹了出来。此时她发现队长伤口不再出血了，知道没有伤到动脉血管，于是心中有数的她便轻声地但却是很严肃地对队长说道：你是男人，下面的手术你可以叫，但你必须忍住不要动。好吗？
一个大男人，还是生产队长，居然被一个才16岁的小姑娘当众这么警告，面子上是有点过不去，但此时受伤的队长除了点头，还能怎么样？然而，后面的手术连村民们都别过头不忍看下去了：小亚居然将一根纱布捻成细条，上面涂满了消治龙软膏，然后用镊子将这块纱布条从小腿肚子下面的伤口一点一点地往上塞了进去，一直在肉里塞了4-5厘米深，终于从上面伤口处露出了纱布头。
这时，小亚又从带来的医药箱里拆开一包绷带，将队长的受伤小腿一圈又一圈地紧紧裹了起来扎好。然后她站起身来，用袖子擦了一下额头上沁出的细汗，一本正经地说：好了。没事了。不要沾水。明天上午来换药。这两片消炎药回去早晚各服一片……
不愧是山乡男人，队长被小亚拿话一激，在整个治疗过程中，尤其是在小亚用纱布条慢慢穿过腿上的贯穿伤口时，虽然被人按着肩膀和两条腿，居然咬紧牙关，却硬是一点也没动，一声也没吭。要知道这种处理伤口的方式所造成的疼痛绝不亚于在腿上动一次没打麻药的外科手术。
当时在旁边当妹妹下手的我却明显看到了队长使劲闭着眼睛，嘴角紧抿，腮帮子上不断鼓起的肌肉以及脸上渗出的滴滴冷汗，心里明白，他所经受的那种疼痛绝对非同一般，但他说不动就不动，而且一声未叫。第二天的换药，小亚还是用一条新的涂满了消治龙软膏的纱布自下而上地穿过其小腿上的贯穿伤口，而这次没人按着了，队长仍旧是紧咬牙关，一点不动，一声不吭。这真是一个坚强的男人！
又经过几天的治疗，队长小腿肚子上的伤口终于长合了，一点也没有发炎。痊愈后的队长和她的堂客一起端了一大盆红烧肉，来到我们知青组，说是送给小亚的谢礼。其实，小亚也不怎么喜欢吃肉，只尝了一块，那盆红烧肉最后还是被我们男知青消灭掉了。
2008年秋天那次回白帽石岭，我还见到了生产队的这位老队长。不过那时的他已经很老了，眼花了，背也驼了，个子也显得更矮了。但在我的心目中，这位老队长就是山乡男人的代表：淳朴、善良、勤劳和坚强，而且就像石岭山一般高大而宽厚，但始终默默无闻（有关这位老队长的具体情况介绍，《知青杂记》第一集“厕所革命”一文中有较多描述，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在关注公众号之后前翻阅读）。
真心祝福他和石岭村其他的山乡男人们健康、幸福、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