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知青的婚礼日记（老知青的婚礼日记怎么写）
“在无数次美好幻想与破灭中挣扎度日。慢慢的我心里开始渴望爱情，假如有一个小伙子每天帮我挖地干活，连续8个月后，我一定会嫁给他。”这是著名演员刘晓庆在四川宣汉县做知青时曾经说过的话。
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一大批城里青年在中央领导地号召下，不得不下乡过“忆苦思甜”的生活。其中有一部分知青选择留在了农村，结婚生子。那会儿的日子虽然苦，但是结婚现场也是异常热闹有情调。
今天，曾经是济南女青年杨月就是那波女知青，她在乡下收获了朴实甜蜜的爱情。杨月回忆起当年结婚场面，至今还是双目放光，神态异常激动。乍听她讲述，就不免感觉沾了一地喜气。
在听杨月讲那场婚礼前，不妨先听听他们那一代人是怎么下乡的，又是怎么邂逅爱情的，也就不难明白时过境迁，她内心里依然泛着那场婚礼带给她的满足与幸福。
成为知青的前因后果
1964年，《关于运动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并号召，组织城里青年去农村做社会主义建设，全国各城市立即做出响应，随即由地方官员上传下达国家号召，城里的青壮年开始纷纷报名。
从1964年到1966年，陆续有130万知识青年完成上山下乡号召。
那么，中国在当年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是什么呢？
1950年左右，国家不提倡计划生育，每个家庭都生七八个孩子，甚至是十几个孩子。而在城市中，这一茬长起来的孩子到了升学、就业年龄就成了问题；
大跃进后，国家经济处于持续疲软状态，城市重工业和建设用工人数减少；而教育领域又相应压缩，致使大学和高中招生就减少，城里就涌现出一批既不能升学又没有工作的年轻人。国家得想办法解决这部分人的工作和生活，于是就有了上文中的《决定》。
在当年，因为以阶级斗争为名的教育歧视，所以这批“无业”青年多数就成了《决定》中“候选人”，他们是当年高考或在中考中不可以再参加升学的政治性落榜生，其家庭也都是有问题的“黑五类”或“花五类”。
“黑五类”家庭就是出身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而“花五类”则是职员、店员、教师、医生、商人。
别看这些青年出身于“不好”家庭，但是其多数是学校的优秀生，这些优秀生的父母多半是为红色革命而付出贡献的长辈。在特定社会环境中，这些长辈们被划为“黑五类”或“花五类”家庭。
在当年，中学教育领域的一句时髦口号是：“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其口号的意思就是，你先去参加考试，考上了你的心就是红的，就去好好上学；倘若考不上，你就选择上山下乡心也是红的。这些青年因出身底子正，所以接受教育也不落伍。
于是，出身“不好”的一部分青年，为了响应国家号召自愿跟家人划清界限，目的就是跟随党的指挥，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当然也有一部分青年不愿意下乡，这就需要“黑五类”或“花五类”家长做动员；
也有一小撮青年主动放弃高考或中考加入到下乡行列。但是不管处于什么情况，赶在那个时间段的青年上山下乡是必然。
到了乡下后，这些知青的户口也随之迁移到当地农村，成了其村子的一员。初来乍到，知青们还感觉比较新鲜，时间一长他们发现在大集体生活中，是“不见天日”地苦劳作。在回城无路，求学无门的状态下，不少下乡女知青与当地农村男青年滋生出了爱情。
在劳动中有了爱情
知青劳作中的大集体，也俗称是生产队。土地属于集体的，人人平等，不管有本事的没本事的都得下地干活，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
在生产队中，所有参加劳动的人都靠挣工分分粮食吃饭。挣工分就是按劳力的年龄、性别先定“底分”，在“底分”的基础上干多少活拿多少工分。
所以，知青在下乡的日子里都得拼命干活，除了遇上下雨等特殊天气，老天爷能给他们放个假之外，其他日子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田劳作，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枯燥无味的生活。
更为揪心的是，因女知青体力不如其他壮年男青年，所以女知青挣的工分自然就少，没有足够的工分也就分不到多少粮食，她们只能吃个半饱。在这种特殊环境下，任何一种关心都胜似“粮食”。所以，爱情在这个时候也就“滋生”了。
家住山东省济南市的杨月，就是60年代末下乡，70年代初与当地一位男青年结婚的女知青。她在回忆中说：“在齐河县农村集体插队的时候，我每天都吃不饱，饿着肚子下田干活，幸好遇到了大周，他对我的点滴照顾让我感到特别温暖，于是就嫁给了他。
结婚那天是我最幸福的时刻，至今仍然不能忘怀！”杨月侃侃谈起她和大周相恋到喜结连理地过程。
被分到齐河县插队的杨月和大周同住一个村子，久了，她和大周一家便熟络了起来，大周父亲是生产队的一个小队长。记得一次生产队分给知青一部分自留地，杨月自然也有份，她打算在自留地中种些蔬菜。
不料杨月没有种子，于是她跑到大周家要了些，大周不仅给了她蔬菜籽，还从自家猪圈旁弄了些已发酵好的天然猪大粪肥料，老周告诉她使用这些天然肥料后，蔬菜才能长的好。
春天来了，到了撒籽的日子，大周亲自帮着杨月翻地、播种，杨月为了感谢大周就做了顿可口的饭菜来照顾他。一来二去俩人感情迅速升温。
在往后的日子里，杨月下地干活，大周紧忙活他的那点活，干完了主动帮着杨月干，杨月感觉心里暖暖的。
杨月身边的知青朋友看在眼里，心里跟明镜似的，其中杨月一个要好的女知青闺蜜就提醒她说：“就当前回城遥遥无期，整日半饿着肚子干这么累的农活，嫁个当地的农村青年也算是一条好的归宿了，大周人忠厚老实，靠的主。”杨月点点头，眼里起了一层雾。
在过去那个温饱都成问题的年代里，爱情就是一件很奢侈的东西。有个伴能陪着说说话，能帮着分担一些田里的活，有个温暖稳定的家，干活回家后能吃上热乎的饭菜。对于远在他乡的女知青而言，就是尚好地待遇了。
很快大周的家人也得知了他们的恋情，大周母亲更是高兴地合不拢嘴。催促着俩人快点办婚事。
喜结连理
杨月说起婆婆，脸都涨得微红，一看就知道婆婆很疼她。在老周母亲地催促下，杨月和老周的婚礼定在了当年秋天的10月初。一对年轻人商量着结婚一切从简，有一个热闹气氛就足够了。
日子过得好快，说话临近好日子了，杨月和大周去公社办了结婚登记手续。一对新人拿着盖好章的结婚证书，满面春风地回了家，就等着杨月过门了。
为了迎娶新娘杨月，大周家商量着在结婚礼数上可以从简，但是招待上可不从简。老周母亲执意要摆上几桌，宴请双方身边要紧的亲戚、朋友。最后周家决定“豁出去了”，家里养的鸡、鸭、猪等牲畜能宰的宰能杀的杀。
老周娘这都感觉酒席不够丰富。于是，她又攒动儿子大周一起上公社再买些酒席食材或用品，以添喜气也便更好地答谢过来随喜分子的亲朋好友。
到了公社，大周娘开始挨排问价格，南方优质大米，每斤0.23元，白面0.18元，她思来想去还是感觉买面蒸大馒头更划算；
大周娘想着家里菜园种的菜虽然不少，但是不够体面，所以她又买了各种蔬菜，像黄瓜、西红柿、柿子椒等满满好几大编筐，各种蔬菜价格在0.05元到0.2元之间；最后，大周娘把公社里的所有食材都问遍了也就买了以上东西。
大周突然想起需要买烟和酒，于是娘俩看了又看问了又问，最后咬牙买了4.9元一条的红牡丹、5.1元一条的蓝牡丹香烟各一条，顺便买了5盒火柴，每盒0.02元。2.5元每瓶的凤酒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就是上好酒了，一共买了10瓶。
就为这场风光的婚礼酒席，大周和她娘仔细盘算着一共花了多少钱，这一趟下来总共花了四十多，这可是普通工人快两个月的工资了，在农村没有班上，就靠种地吃饭，哪有那些钱呢，这对大周家来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幸好大周父亲在生产队里当个小领导。
所以，当大周把这些情况说给杨月听时，她都被震惊了，感觉自己是被周家人真心喜欢，也为自己即将成为大周的新娘而感到由衷地高兴。
很快到了结婚的正日子。杨月说到这一段时，脸更红了。就为这一天，老周一家提前几天就预算好了有几桌子酒席，一桌子大约十来个菜，都是以鸡鸭肉为主。
提前找好了村里几个办红白喜事经常露面的人当大厨。他们的手艺没有特别之处，就是在露天中架起柴锅各种炖，但是，那炖肉的香味老远就能把人馋地流哈喇子。
正日子那天一大早，杨月身穿一件定做的的确良花上衣，下身一条蓝色裤子，脚穿一双黑色方口布鞋，胸前带个小红花，头上蒙着红盖头。而新郎大周是从别人家借来的一身蓝色中山服。
因杨月和大周是一个村子，所以就省去了不少老一套的结婚风俗，简简单单而又不失大礼数。吉时一到，新媳妇杨月被簇拥着迈进周家大门，这时由主婚人拿着一大袋子水果糖，一把把将水果糖撒向在院子围观的大人孩子们，他们嬉笑着弯腰快速地在地下寻找着。
这时由主婚人引领着一对新人大声吆喝着：“一拜天地！”，“二拜父母！”，“夫妻对拜！”完成行拜礼后，新娘在伴娘的搀扶下进了婚房。
婚房布置的到是喜庆，两个大红喜子贴在大门两旁，就连窗户纸都是红色的，进门一个四方大桌子，桌子上摆着一个煤油灯，煤油灯四周也糊了一层红色纸，婚床是由一个大铺板搭成的简易木床，床上整齐地放了两床新做的红杜丹大花棉被，棉被四个角还用红线串了花生缝在上面。
床头上方也贴了一个明显的大红喜子。
新娘坐上床后，由新郎挑起新娘头上的红盖头。这时在院子外面抢糖果的大人孩子们也跟着进屋了。孩子们伸手翻找床铺中撒好的枣子、栗子，摘下棉被四个角坠着的花生。这其中的寓意是早生贵子。有些大人还特意将小男孩放在婚床上玩耍，祈盼新娘生个男孩儿。
杨月说这一套下来就算是完成结婚礼数了，接下来就是亲朋友好友开始吃酒席了。各种炖肉早在头天晚上就开始准备，几桌子很快就上齐，来吃酒席的人们自然也不会空手而来。
杨月的知青朋友拿了新买的暖水瓶、塑料梳子、镜子等小礼品前来祝贺，别看现在是老掉牙的玩意，在70年代初那可都是“宝贝”。
那会儿城里人结婚开始讲究有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外加一个收音机，合起来叫“三转一响”。而大周家实在没有钱买，大周也就给杨月定制了一身婚礼穿的衣服，这就把杨月给哄地心花怒放。
幸福的时光总是过得那么快，一晃过了当天晌午，酒过三旬，老少爷们脸上个个泛起红晕，开始摇摆着回家了，女人们带着孩子也陆陆续续地离开。
夜幕降临了，大周娘亲自把婚房大四方桌子上的煤油灯点亮，微弱的光透过红红的纸，在房间里蔓延开来。杨月看着煤油灯，眼睛羞涩地偷望了一眼大周，大周抿嘴一笑，随即吹灭了煤油灯。
杨月讲完了那场婚礼，双手不自觉地摸了摸红着的脸颊，脸上幸福地笑容再次绽开。
而今生活条件好了，虽然婚礼已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但是礼金却成了“天文”数字。所以国家不仅提倡简化婚礼不奢华不攀比，更提倡少要彩礼，树立健康文明的好礼数。
现在一场酒席十几万已是很普通的了，已算不过来是翻了多少倍。我们也从一场场婚礼酒席地变迁，看出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地历程。但是，中华民族的节俭优良传统不能丢，家强国则强，从自身做起为中华民族的强国大业而努力！
参考资料：
手机知网—社会学科论坛2013年02月—被放逐的朝圣者—“文革”前老知青的精神炼狱。作者：邓鹏
手机知网—三峡论坛2012年05月—那片山高林又密的地方—读《在湖洋公社的日子里》作者：郭志超。（少）
手机知网—学术论坛2003年06期—女知青与农民婚姻的历史考察。作者：李巧宁
手机知网—社会学研究2007年05月—工分制下的劳动激励与集体行动的效率
澎湃新闻客户端—2019-12-26 02:11澎湃新闻旗下帐号—70年婚礼变迁，你珍藏的回忆是哪一段？
百度文库—70年代的农村生活用品。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工作人员的工资及部分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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