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任卷烟厂厂长遭排挤，巧用反击手段（褚时健离开玉溪卷烟厂后烟厂状况）

人在职场，受到排挤该如何应对？

默默走人亦或奋起反击？

1979年，年过半百的褚时健遭遇了这个难题，他的反击方式堪称绝妙，他也因此次反击成功领导“烟草帝国”红塔集团走上巅峰。

初来乍到遭困境

“从小到大，无论什么事，总想做到最好。哪怕是下河摸鱼玩儿，也要比别人抓得多。”

这是晚年褚时健对自己一生的评语，他认为既然决定做一件事，马马虎虎应付不过是白白损耗精力，专注尽心才是做事之道。

这是褚时健的人生信条，亦是他从商76年成功秘诀。

15岁丧父，褚时健负责家中酒坊，一心想酿好酒的动力使他不断钻研，最终想到了提高发酵箱温度的法子，因此他酿的酒比其他家的都香醇。

35岁出任糖厂厂长，褚时健专心制糖工艺，奇迹般地挽救了亏损多年的曼蚌糖厂。

他也因此引起了玉溪地委书记胡良恕的关注。

1979年的一天，玉溪地委书记胡良恕来到嘎洒糖厂，他和褚时健进行了一番长谈。

10月，褚时健被上级正式任命为玉溪卷烟厂厂长。

玉溪卷烟厂成立于1956年，位于玉溪市红塔大道。在1960年之前，玉溪卷烟厂是全国知名的卷烟大厂，生产卷烟12.23万箱，年税利3千万元以上。

但从1960年开始，受到“三年自然灾害”和特殊历史阶段的影响，玉溪卷烟厂产量猛降到5.3万箱，年税利只有1684万元。

彼时的玉溪卷烟厂是玉溪地区最大的企业，也是最大的笑话。

烟厂有职工2000多人，年产香烟数万箱却卖不出多少，年负债率最高达500%。

玉溪地区的老百姓笑称卷烟厂的烟是，“砖瓦厂出的饼干、钢铁厂生产的香烟。”

因为玉溪卷烟厂的红梅烟又苦又辣，质量堪忧。

即便是老烟枪，抽一口，也呛的人连连咳嗽，所以卖不出去。

厂里的卷烟成箱码放，堆积如山，仓库放不下，就号召职工拿回家放置。

可职工家里连睡觉都成问题，哪里还有地方放烟？

厂里效益差，职工常年拿不到工资，一家七八口人只能挤在一间小小的土坯房中。

可就是这样一个效益奇差的企业，非但不欢迎新任厂长，还要排挤他，而褚时健对此采取了多种反击，这一系列反击方式堪称绝妙。

到任第一天，褚时健全家站在年久失修，满是灰尘和蜘蛛网，仅有14平米的“厂长宿舍”中，马静芬气愤不已，“老褚，他们这是故意给我们下马威，想整我们。”

褚时健苦笑，担任领导干部多年，他何尝不知道这其中的门道？但如今自己初来乍到，也只能静观其变。

主持厂领导开了两次会之后，褚时健发现，每次开会，不管他说什么，总有五个人反对，以至于各项措施不能顺利下达。

经过调研，褚时健发现在卷烟厂内部分为两派，“炮派”和“八派”，每派各有5名领导，场内职工也分别加入其中。

错综负责的派系令褚时健头疼不已，靠他一个“空降兵”单打独斗肯定不行，必须要借助强有力的外援。

于是褚时健去见胡良恕，提出一个条件，“我在玉溪卷烟厂站稳脚跟之前，请地委各级领导驳回卷烟厂干部的一切无理诉求，交给我处理。”

得到了胡良恕的支持，褚时健回到厂里，开始反击。

绝妙反击赢信任

1980年，针对红梅烟品质低下的问题，褚时健提出三条举措，严格甄选优质烟叶、对生产设备进行彻底检修、增加包装抽查频率。

在此基础上，褚时健在对烟草市场进行调研后，决定生产一批带过滤嘴的香烟，并为此专门成立了过滤嘴生产车间。

任务下达第一天就遇到了阻碍，有人恶意散播谣言，声称过滤嘴上的金粉有毒，“炮派”职工不愿上生产线，叫嚷着让车间主任换“八派”职工来干。

得知情况，褚时健让车间主任记下所有闹事“炮派”职工的姓名，一律按旷工处理。

“炮派”职工自然不乐意，他们找到“炮派老大”杨副厂长诉苦，杨副厂长气冲冲地去地委领导面前告状，要求撤换褚时健。

玉溪地委班子领导早就接到了胡良恕关于支持褚时健工作的指令，他们不但丝毫不理会杨副厂长的请求，还劝他要好好配合褚时健的工作。

杨副厂长碰了一鼻子灰，垂头丧气地回到卷烟厂。

从这天开始“炮派”消停多了，“八派”一看“对手”蔫了，洋洋得意，以为只要挤走褚时健就能将玉溪卷烟厂彻底掌握在他们手中。

与褚时健搭档的党委书记姓林，他正是“八派”的“老大”。

林书记比“炮派”的杨副厂长精明许多，他并不直接和褚时健对着干，而是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

开会的时候，褚时健说什么他都赞同，会后，中层干部来找他批示，他却各种推诿，将厂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推给褚时健。

那段时间，褚时健白天抓生产，晚上管理企业内部的各种事宜。

年过半百的人很多天都只能睡三四个小时，褚时健吃不消了。

他找到胡良恕反应情况，大吐苦水，胡良恕笑眯眯地看着他，“我给你出个主意，让他自己走。”

次日，褚时健召开企业中高层会议，制定了领导分管制度，明确领导层个人责任。

从那天开始，林书记的办公室挤满了前来办事的职工，这下，轮到林书记吃不消了。

半个多月后，林书记以身体原因为由申请退居二线。

林书记走后，褚时健组建了强有力的领导班子，稳定了管理层。

但褚时健深知，要真正解决玉溪卷烟厂的问题，根源还在职工。

多年来，企业内部散漫、无序、效益差，导致职工工作不积极，整个企业人心涣散。

车间里用的卷烟机，老旧不堪，温度高、噪音大、灰尘大，整个车间里都弥漫着呛人的烟尘。

一线职工每天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身体健康情况不佳，每个人的状态都极差，工作懈怠，几乎没有人积极工作。

设备坏了，就更不用说了，请假的、偷懒的，修修停停，一台设备修一个多月是常有的事。

褚时健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1981年8月，玉溪卷烟厂的一台锅炉坏了。

玉溪地处气候湿热的云南，卷烟厂所有烟叶都需锅炉带动烘烤设备烤制，而当时整个厂里只有两台锅炉，坏了一台就意味着大批烟叶无法烘烤，烟叶发霉，损失极大，还将迫使整个卷烟厂停工。

褚时健深知其中利害，心急如焚，来到车间查看情况。

可是，修理组的职工照旧还是一副漫不经心的懒散样，组长告诉褚时健要修好锅炉至少需要40天。

褚时健压着火，找人叫来厂里唯一的工程师，请他尽快修好锅炉。

工程师来到车间，他和修理组组长对视几秒。

而后声称他是专业修理卷烟设备的，不是修锅炉的，要修得现学，至于修好修不好，那就未可知了。

褚时健动了怒，这些人为了各自的利益，根本不把企业的损失放在心上。他环顾四周，沉声道：“我来修，愿意跟着我的留下来。”

以前在曼蚌糖厂时，褚时健参与过锅炉改造，因此对锅炉有所了解。

他将留下来的18个工人分为3组，采取三班倒日夜抢修，他自己则24小时坚守车间。累了就坐在椅子上眯一会，饿了他自掏腰包请加夜班的工人吃过桥米线。

在他的指挥监督下，四天后，锅炉修好了。

褚时健出面为所有参与修理的工人们申请了四天的加班工资，还放了他们两天假。

被打脸的修理组组长和工程师，则不约而同来到褚时健面前承认错误，褚时健给了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

自此卷烟厂的设备抢修进入了雷厉风行的全新阶段，再也没有出现拖延敷衍的情况。

身体力行带动工人主动工作还不够，要想充分调动工人的积极性，就必须要解决好他们的后顾之忧。

玉溪卷烟厂多年亏损，工人们大多一家三代挤在十几平米的土坯房中，房中除了一张破旧的床和用了多年的炊具，别无他物，有的职工家庭甚至连一个暖水瓶都买不起，喝口热水都成问题。

那时候玉溪当地的年轻人没有一个愿意进卷烟厂工作，“太穷，进了厂都没钱讨老婆。”

糟糕的居住状况和经济状况影响了工人的心态，大家都抱着混日子的心态。

玉溪人看他们的笑话，他们也认为自己的是笑话，如此，工人怎么会安心投入工作？企业又如何能获得发展？

针对工人住房极度困难的问题，褚时健力排众决定修建职工宿舍楼。

听到厂长宣布这个消息，工人们情绪高涨。

听说要修建宿舍，工人们很高兴，厂里一片欢腾。

但基建科科长却完全不当回事，“新官上任，说大话。”

科长敷衍，基建科其他人也抱着无所谓的态度，无故请假，上班摸鱼，看报纸、织毛衣。

几天后，厂里的工人看到基建科毫无动静，也开始怀疑褚时健说空话、套话，大家议论纷纷，投向褚时健的目光充满疑问。

褚时健坐不住了，他身为厂长居然做不到上令下达，他想为工人谋福利，却被如此敷衍。

厂长发了火，基建科科长被免职。

褚时健重新调配人手，紧锣密鼓地安排修建宿舍楼。

四个月后，一幢可容纳72户的宿舍楼拔地而起，首批住房极度困难的一线职工拿到了新房钥匙！

这一举措让卷烟厂职工看到了厂长的魄力，也看到了企业未来的希望。

带领企业走上巅峰

企业有未来，工人有动力。经过3年的整改，1983年玉溪卷烟厂的产量达46.5万箱，税利2.3亿元，创下了烟草行业的新纪录。

但褚时健并不满足于此，1985年，他根据在美国考察得出的经验，请农业技术专家在云南找到最适合种植烟叶的地区，与农民签订种植协议。

还聘请技术人员从种植阶段开始严格控制烟叶质量，将中上等烟叶比例提升至80%。

企业有了优质烟叶，农村也从中获得了的经济利益，褚时健的这一举措赢了云南当地人民的大力支持。

种植烟叶的农民越来越多，这也为玉溪卷烟厂后来的高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与此同时，褚时健还从英国引进了89套世界先进水平的卷烟设备。原料品质上去了，先进设备也有了，玉溪卷烟厂迎来攀登巅峰的绝好时机。

从1979年到1983年，玉溪卷烟厂开始崛起，年产量逐年递增。

从1984年到1988年，玉溪卷烟厂昂扬起飞，在短短5年时间里卷烟年产量翻了一番，成为我国首个年产突破百万箱的大型卷烟企业。

1988年，玉溪卷烟厂在利润、人均创造利税等8项指标名列全国烟草行业第一。

从1990年开始，玉溪卷烟厂成为排名亚洲第一、世界第五的烟草帝国。

1991年，玉溪卷烟厂成为全国烟草行业唯一的“国家一级企业”，这一时期，玉溪卷烟厂年均利税达200亿元左右，占整个云南省财政收入的60%。

1995年，玉溪卷烟厂正式更名为“红塔集团”，这也标志着“红塔山”步入巅峰。

1996年至今，红塔集团平稳发展，“红塔山”品牌估值386亿元，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品牌。

褚时健“烟草大王 ”的名号响彻全国，他也因此获得“全国优秀企业家”、“全国劳动模范”等多项荣誉。

此后褚时健曾跌入谷底，也曾在74岁高龄创立“褚橙”，成为众多企业家追捧的人生楷模。

2017年，褚时健将企业交给儿子打理，宣布退休，2019年3月5日，褚时健离世，享年91岁。

参考文献

1、新京报：《褚时健，那个不服输的人走了，马云说：我很钦佩他》

2、央视网：《传奇褚时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