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古代明清“禁烟令”介绍

在中央反腐倡廉，匡正风气举措密集出台的当下，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可谓意义重大。此举已非单纯地要求官员带头禁烟，更被看成是官员改进工作作风，防范贪腐浪费的具体体现。那么，烟草是何时传入中国的？中国古代有哪些“禁烟”措施？

烟草最早于明嘉靖年间由菲律宾传入

《露书》记载：“吕宋国出一草曰淡巴菰”

中国有句老话叫“烟酒不分家”，但相对于酒在中国的悠久历史，烟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并不长。自明嘉靖年间(过去认为是万历年间)烟草由菲律宾(时称吕宋国)传入后，至今还不到500年。

但烟草一经传入，即迅速流行开来。最早记录烟草进入中国的是明代姚旅所撰的《露书》。书里有这样的文字：“吕宋国出一草，曰淡巴菰，一名曰醺。以火烧一头，以一头向口，烟气从管中入喉……有人携漳州种之，今反多于吕宋，载入其国售之。”

到明末清初，烟草已与酒，茶一样，成了时人日常生活的重要消费品。清顺治六年进士方孝标谪戍今黑龙江的宁古塔时，就曾用当地种植的烟草款待来客，并在《吃烟》诗中称，“塞俗如同麻麦收，翠茎红蕊种三秋；沙畦薰焙传方法，上炕宾朋当款留。”

从史料上看，古人对烟草的嗜好甚至比今人还严重，这或许与古人对烟草的过度迷信有关。古人并不仅仅把烟草看成是“提神”之物，而是作为一种“特效药”。

烟草在进入中国的同时，还传入了一个为中国人津津乐道的故事：当时，吕宋岛上淡巴国公主死后，被弃于野外，不成想，她在闻到烟草的香味后竟然苏醒了过来。从此，被译名“淡巴菰”的烟草又有了神奇的名字“返魂香”。

《露书》还记载，烟草“能令人醉，亦辟瘴气，捣汁可毒头虱”。古人还相信，烟草能治畏寒，发热等所谓“寒疾”。明末人王逋曾在《蚓庵琐语》中记载：“烟叶出闽中，边上人寒疾，非此不治。”

明末人姚可成辑《食物本草》中还有一观点，认为烟草能“当饭吃”，称“凡食烟，饥能使饱，饱能使饥，醒能使醉，醉能使醒，一切抑郁愁闷，俱可藉以消遣，故亦名忘忧草。”

明崇祯皇帝两次颁布“禁烟令”

《枣林杂俎》记载：朱由检下诏“敕禁私贩至论死”

明清两朝都曾不止一次地发过“红头文件”，要求国民戒烟，禁止官员在衙门等公共场所内吸烟。明末崇祯皇帝朱由检看到烟草的危害，曾两次颁布“禁烟令”。《玉堂荟记》记载，“己卯，上传谕禁之，犯者论死。”己卯年，即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这是中国历史上由朝廷发出的第一道“禁烟令”。

当时，有一个会试举人不知道皇上已下诏开始禁烟，他带着仆人携烟入京，暗地里出售，被稽查队抓到，结果次日被处死于西市。但没过两年又开禁了。崇祯十六年，朱由检再下禁烟令，与上次一样严厉。明末史学家谈迁《枣林杂俎》一书中记载了朱由检再次禁烟一事：“敕禁私贩，至论死。”

朱由检的初衷是什么？依杨士聪所说，是为了防止“亡国”。古人多迷信，皇帝朱由检更不例外，崇祯皇帝乃“燕王”朱棣之后，京都又是“燕京”。“烟”与“燕”音相近，“吃烟”就是“吃燕”，有吃掉燕王之后，破燕京之嫌，出于避讳，朱由检下了禁烟令。

烟草与明朝灭亡的关系，当时还有一说。明崇祯四年进士吴伟业在其撰写的《绥寇纪略》中记载，明熹宗天启年间，坊间曾流传过一首童谣，其中有一句是：“天下兵起，遍地皆烟”，这首童谣后被看成是预言明朝灭亡的谶语。

在今天来看，“吃燕”与“天下兵起，遍地皆烟”不过是一种附会，或是巧合。但是，烟草除有害国民健康外，还影响了社会稳定，干扰了国内正常的粮食生产和经济秩序，却是不争的事实。

清代名医已提出吸烟有害健康

《不居集·烟论》记载：吸烟者“频频熏灼津涸液枯暗损天年”

如今的香烟盒多标有“吸烟有害健康”的提示，早在清代，名医张璐已在其所著的《本经逢原》中提出：“岂知毒草之气，熏灼脏腑，游行经络，能无壮火散气之虑乎。”清人陈淏子在《花镜》中也提出，烟草“久服肺焦，非患膈即吐红。抑且有病，投药不效，总宜少用”。

清代名医吴澄在《不居集·烟论》中甚至认为，“无病之人频频熏灼，津涸液枯，暗损天年”，对吸烟者提出了警告：“虚损之人，最宜戒此。”

清代医学家吴仪洛在《本草从新》一书里干脆将烟草列入“毒草类”。其卷四中的“烟”条称“火气熏灼，耗血损年，卫生者宜远之”。并附注，烟草“最烁肺阴，今人患喉风咽痛，嗽血失音之症甚多，未必不由嗜烟所致”。

吸烟有害不言而喻，故古代有识之士一直呼吁人们远离烟草。清康熙三十年进士张翔凤在《种烟行》诗中即称，“吁嗟老农勿健羡，此物鸠毒奇莫居。”

为此，古代医家还曾使用很多方法来消除烟草带来的危险。《药性考》用“煎胡黄连合茶服之”，解烟毒；《医奥》以“黑砂糖合井水服之”，解烟毒；《景岳全书》中拿白糖来“解醉”；《梅谷偶笔》则认为红砂糖，甜瓜子可以解烟毒。

明清时期烟草行业盛行缘于暴利

《玉堂荟记》记载：种烟“一亩之收可以敌田十亩”

既然烟草有害健康，吸烟为何还那么盛行？除了吸烟本身易成瘾外，与背后的暴利有直接关系。王逋《蚓庵琐语》记载，“关外人至以匹马易烟一斤。”烟草当时还是一种重要的出口货品，俄罗斯人最喜欢购买。据清康熙时期的方式济所撰《龙沙纪略》记载，“边卒携一缣值三四金者易二马，烟草三四斤易一牛……”

徐珂《清稗类钞·农商类》中记载，有一个叫郑翁的烟草商，“不数年，积资巨万矣”。清嘉庆二十年举人包世臣在《安吴四种》中记载，当时山东济宁的烟草种植与加工已成为当地最重要的经济来源，当地烟丝加工作坊有6家，每年仅卖烟丝便达白银200万两，雇用烟草种植者400余名，获利甚厚。据明末清初史学家杨士聪《玉堂荟记》记载，明代末期，在北方种植烟草，“一亩之收，可以敌田十亩”。

到了清雍正，乾隆时期，利润稍有下降，但仍大大高于种植粮食作物。乾隆年间的文学家，桐城派创始人方苞在乾隆年间，曾上《请定经制札子》(见《方望溪全集·集外文》)。奏称：“老少男女无不以烟相矜诩，由是种烟之利独厚，视百蔬则倍之，视五谷则三之。”

清乾隆二年进士彭遵泗也在《蜀中烟说》中记述，当年在四川种植烟草“大约终岁获利过稻麦三倍”。有如此“厚利”，怎能不“民争趋焉”？有的地方“烟草之植耗地十之六七”。

由于烟草对肥料和地力要求高，“种烟必须厚粪”，而且费工费时，严重影响了粮食作物的生产。清人刘汶在《种烟行》诗中感叹：“愚民废农偏种烟，五谷不胜烟值钱。岂知谷贱饥可饱，忍使良田滋毒草。”

清太宗皇太极入关前已颁禁烟告示

康熙皇帝赋禁烟诗：“瑶池宴罢云屏敞不许人间烟火来”

吸烟全面盛行，是在清代。清康熙年间的刘廷玑在《在园杂志》中描述了当时的情况：“今则遍天下皆有矣……黄童白叟，闺帏妇女，无不吸之，十居七八，且时刻不能离矣。”

中国禁烟史上力度最大，且明确在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也是在清代。清朝前几位皇帝均视烟草为“妖草”。皇太极入关前，烟草已在关外流行，时为后金首领的清太宗皇太极，于天聪九年曾检查大臣“不遵烟禁犹自擅用”的问题。天聪九年即公元1635年，系明崇祯八年，皇太极禁烟甚至比明朝崇祯皇帝早4年。

清太宗崇德四年(公元1639年，崇祯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后金户部还颁发了一则禁烟告示，明文规定，“不许栽种，不许吃卖”，如果违反规定，“被人捉获，定以贼盗论，枷号八日，游示八门，除鞭挞穿耳外，”还“罚银九两，赏给捉获之人……”

皇太极还曾下旨禁止贩卖烟草：“凡犯禁者，一斤以上先斩后闻；未满一斤者，囚在义州，从重科罪。”

清军入关，夺取全国政权后，又发出了几次禁烟令，明确规定不得在公共场所吸烟。康熙皇帝带头不吸烟。李伯元在《南亭四话》中记载，康熙驻跸德州时曾赋“禁烟诗”：“碧碗琼浆潋滟开，肆筵先已戒深杯。瑶池宴罢云屏敞，不许人间烟火来。”后来的雍正皇帝，乾隆皇帝等也都曾发过禁烟令。

事实上，古代“禁烟令”虽然多，但从来没真正禁住过，如禁烟最严格的皇太极，仅因“禁不止”，竟然主动撤销禁烟令，只要求民众自种自吸，不要再到朝鲜去购买即可。如果说古代禁烟最彻底的，大概非太平天国莫属。《天条书》明确规定：“凡吃黄烟者，初犯责打一百。枷一个礼拜；再犯责打一千，枷三个礼拜；三犯斩首不留。”(倪方六)